共计 6448 个字符，预计需要花费 17 分钟才能阅读完成。
多年前，我踏上背包客之旅，足迹遍布祖国东西南北。从东部的上海出发，西至帕米尔高原，南抵南海，北达锡林郭勒大草原、黑龙江大兴安岭。后来因工作时常出差，如今尚未涉足的省份寥寥无几。祖国的广袤大地，人文地理的丰富多彩，让我心潮澎湃。
我热爱这片辽阔又悬殊、美丽又沉重的祖国。我的“爱国”，源于脚下的土地，带着泥土的气息。我深知，一个不真正了解祖国的人，所谈的“爱国”难免流于形式和盲目。
当下，出国热潮持续升温。富人向往欧美，中产偏爱日本、澳洲，就连家乡小镇的大妈，交上两三千团费，也能潇洒前往泰国。人们越来越开朗、开放，这固然是好事，却也让人反思：自己国家还有许多地方未曾涉足，自己的家人都还不够熟悉。
维系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了解。非洲每天有人饿死，人们往往无动于衷，而隔壁家死了条狗，却会摇头叹息。并非人们缺乏同情心，而是非洲太过陌生，隔壁家的狗却时常出现，相对熟悉一些。
因此，尽管对日本人、澳洲人、欧洲人、美国人颇为熟悉，但他们不会把你当真正的朋友。而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等，许多人却知之甚少，甚至心存疑虑与隔阂。
所以，当我打算前往西藏、新疆时，许多亲戚朋友纷纷表示忧虑：“那边太乱，太苦，太危险，还是别去了。”这无疑是一种“灯下黑”式的遗憾。
乡村之爱与哀愁
不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塑造了东西南北各具特色的乡村之美。
东海之畔的枸杞岛渔村，渔业逐渐衰退，靠出海打渔为生的人越来越少。然而，“海上牧场”养殖业和旅游业蓬勃发展，仍有渔民坚守自己的船只，面朝大海，等待扬帆起航。这里的变化悄然发生，依然保留着独特的美，本地人和外来游客都享受着这份自然之美。
西北边陲，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天山深处的柯尔克孜族、阿尔泰山的蒙古族，忍受着长达半年的冰天雪地和多变残酷的自然气候，远离城市与现代化生活，坚守着牛羊，每年转场数次。尽管生活艰苦，但他们感恩上苍与大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西藏喜马拉雅山脚下、尼木高原，有贫瘠而淳朴的藏族村落。村民以地里的青稞、草地上的牛羊为生，每家围墙外铺满牛粪晾干作为主要燃料，苍蝇纷飞。然而，他们拥有虔诚的信仰和纯净的灵魂，脸上虽沟壑纵横，却洋溢着安详真诚的笑容。路上相遇，他们会真诚地邀请你席地而坐，分享糌粑和奶茶。
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西乌珠穆沁的牧民生活在蓝天白云之下，羊群如繁星点缀在广袤的草原上。这里壮美辽阔，人烟稀少，凑桌麻将可能都得骑马半天。我曾敲开一户陌生牧民的蒙古包，宝音一家待我如亲人，与我同吃同住。第二天，附近的亲戚都跑来看我。我给他们看北京天安门的照片，尽管距离只有 700 多公里，一天的路程，但由于语言不通、文化习俗迥异，或许还因忙于牛羊，北京对他们来说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
宝音的表弟巴特尔骑摩托带我四处游玩，参加旗里的那达慕大会。然而，他从未走出过这片 2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 2 个浙江省大小的草原。草原上许多人一生都被困在这片茫茫草原之中。
我们的乡村，如同各异的自然环境，越远离城市，越融入自然，越充满多样的自然和民俗之美，同时也面临着各自不同的问题。
总体而言，中国东部乡村多傍水而居，城镇化程度高，与城镇相互交融，工业化渗透其中，不乏家庭工厂，热闹繁华。但大多环境恶化，民风渐退。西部乡村多分布在山谷绿洲，远离城市，以自然农牧为主，粗犷洒脱。然而，经济落后，生存环境依然艰苦，容易被时代的浪潮抛下。中部乡村则夹在两者之间，青壮年外出务工，留下老幼，耕地减少，进退两难，既回不到过去，也找不到好的出路。
再纵向来看，越往南方的村庄，受现代化影响越大，在传统与现代商业文明之间徘徊，人心浮躁。到了广东南部，乡村与城镇逐渐融合，村民收入不错。但他们一方面忙于发财大计，无所顾忌；另一方面本土意识和宗族观念强烈，与外来的“北佬”之间产生了不少社会矛盾和治安问题。
而越往北去，乡村越安于现状。除了城乡结合部，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分明。到了东北黑龙江，地广人稀，村民更重视家庭，安土重迁。该走的人都走了，留下来的人自得其乐，心安理得。农牧、林业仍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村庄人丁兴旺，但社会发展却停滞不前。
城市与乡村，问题在哪里？
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同一档次的城市，颇为相似。相似的 CBD、新城区，相似的高楼大厦、商场超市、娱乐场所，相似的中山路、南京路、北京路，相似的拥挤人群、行色匆匆的行人、忙碌的上班族，相似的星巴克、肯德基、西餐馆、川菜馆、湘菜馆、沙县小吃……
天南海北的大小城市，围绕着“全球化”“工业化”“去农村化”三大主题，价值观和思想高度统一，标准化运作，逐渐将各具特色的面孔变得千篇一律，如同满大街的韩国标准化美女，初看觉得新鲜，看多了便容易脸盲。
即便在西藏、新疆、内蒙的偏僻小县城，有了国家资金和发达地区的对口扶持，无论自然环境、本地市场、风土民情如何，都要先建起漂亮的办公楼、豪华的招商大酒店、大型城市公园、繁华的步行街、城郊的工业园区，当然也少不了满街的房地产广告。
相似的城市导致相似的问题。例如，全国县及县以上各类新区数量超过 3500 个，规划人口达 34 亿，可谓雄心勃勃。而大大小小的事情，如产业方向、区域发展方向、投资方向、就业方向、补贴扶持与转移支付方向等，都由政府主导。
因此，城市问题主要在于管理的人过多，用力过猛，需要适当松绑。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很快，人民并不介意它慢一点；市长已经很累，企业也不介意他轻松一点；城市管理已经交叉繁杂，市场也不介意他们少管一点。
李总理也曾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只有解开束缚老百姓手脚的绳索，才能真正发挥 13 亿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大家都放松一点，或许对城市发展更有利。
与城市相反，乡村的问题在于“没人管”。
当然，这里的没人管是相对而言的。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然而一个“中央一号文件”难以涵盖 4 万多个乡、66 万个行政村、261 万个自然村的问题，一个“城镇化”、一个“新农村建设”也无法概述农村的前途，一个农业部、271 亿的财政支出（仅占 34 万亿总支出的 0.08%）难以解决 5.89 亿农民的发展问题。甚至农业部三公预算 1.1 亿，仅占中央部门三公预算的 1.87%。那些关注国外、管理工业城市建设的部门时常出国考察，而负责农业农村的部门是否应该多要点资金，多出去学习呢？
国家对三农投入了大量力量，在正确的扶贫导向和强大的政府执行力下，绝对贫困已所剩无几，农民因自然灾害、疾病等原因“活不下去只好去死”的情况基本杜绝，如今农民不再担心“活着”的问题。
但到了地方政府，情况开始打折扣。比如，很少有人以“农业大市”为荣，主管农业的官员罕有进入常委的。你与市长、县长谈论工业、招商引资、房地产，他们大门敞开，但若约他们谈农业农村发展，恐怕领导实在抽不出时间。
再到行政管理末端的乡镇政府，官员既不懂农业，也不靠农民吃饭（财政主要依赖工业和上级拨款），与乌纱帽、政绩、升迁无关，农业和农村工作便显得随意而乏力。例如，从分工来看，农田、水利、畜牧、种植、新农村建设等工作往往由不同干部兼任，似乎只是为了平衡官场。而真想做点实事，既缺乏专业知识，又没有财权和执法权，只能听天由命。
城市可以“标准化”、可以“拆——建”、可以举债、招商引资、抢钱抢人，乡村却不行！东部与西部的乡村、城郊与偏远的乡村、平原上与山区里的乡村、奔小康和求生存的乡村、有资源的和一无所有的乡村……面临的问题本质不同。因此，农村问题远比城市问题复杂。
为什么没有“乡村改革”？
历史证明，最适合乡村的治理模式或许是“自治”。
千百年来，皇权不下县，乡村靠乡绅治理。“以中国之大，全由官府治理社会的方方面面，成本过高难以承受。从宋到清，中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数量增幅不大，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族与士绅在基层承担了‘扶济族众、化解纠纷、教化子弟’等责任。”
乡绅、村“领导”由民众公认、推举，权力源于公众的认可和支持。通常由有资历、威望的人担任，而且“单靠财富本身并不能带来权力和威信”。此外，乡绅并非职业，“得不到直接的经济报酬，但因为为村里人办了事，他们乐于享受声誉，接受一些礼物……他们在村里的领导地位也有助于他们获得特权工作，如当教师、当丝厂厂长等”。
比如我的小外公（外公的弟弟），曾是村里的干部。他写得一手好字，掌管村委会账目，温文尔雅，颇具威望。逢年过节，由他主持宗族祭祀活动，乡邻们常来求对联，村民之间有矛盾也找他做中间人，有诉求也会向他反映。后来年纪大了，乡政府让他让位给年轻人，他被罢了“官”，不久后患病去世。村庄失去了凝聚力，逐渐衰败，现在凑一桌麻将都困难，也许过不了多少年，那个“李家村”就会在地图上消失。
他要是还活着，年纪与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乡镇企业家相仿——他们是最后一批“乡绅”集体，有能力、有闯劲、肯担当，带领村民致富，受到村民拥护，既是乡村的“领导”，也是意见领袖和精神领袖。但随着时代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乡镇企业风光不再，加上新经济和新思想的冲击，他们已整体退出历史舞台。
乡绅阶层的权力真正来自人民，他们除了声誉，还能从带领乡村发展中获得实际利益。他们源于百姓，又服务、带领百姓，成为连接政府和村民的纽带。
诚然，现今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制度也具有自治性质，“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民主自治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村民直选村主任。但在实际操作中，权力往往掌握在村支书手中，而村支书由上级乡镇政府任命，甚至直接兼任村主任。
选举过程也不尽如人意。前些年，由于乡村浓厚的宗族意识（很多村民不顾实际情况，先投本家人一票）和小农阶级的局限性（一桌酒席换几张选票，直选变成了村里有钱人的金钱游戏，选举还未开始，村里就已吃喝成风），直选搞得一团糟，丑闻不断。最后选上的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把村里的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接着便是群众上访。结果乡镇党委政府表态，这是你们自己选的人，我们拿不下来。
因此，以往选出的许多村干部往往有势力，甚至欺压百姓、涉黑，选上后还加紧贪腐。近些年政府监管加强，情况有所好转，但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难以迅速消除。同时，村委会的主要工作逐渐简化为完成上级指派任务和维持村委会基本运转，导致“干部干，农民看”的现象在所难免。
一般来说，只要村干部不犯错不出事，就能一直干到退休。真要让他们带领村民改变现状、谋求发展，受资源、能力、立场等因素限制，实在是强人所难。
我老家所在的村处于中等水平，地处中部省份，规模适中，离县城不远不近，经济状况一般。
我们村现有村干部 5 人，现任村支书由上级委任，已连任 3 届。五年一届的村主任选举已成形式。不知谁提议，让在村里干了几十年、快退休的原村会计当村主任，解决他的养老问题。村支书、村长拿国家工资，年收入 2 – 3 万，由国家交社保。
地方经济落后，村里没什么“油水”，大家对谁当村主任兴趣不大。加上村民选举意识淡薄，随着国家取消各种农业税，除了建房，平时基本不用与政府、村干部打交道，所以对选举更加漠不关心。选票发到各个自然村，村会计村民们都认识，心中有数，懒得去领，“你选谁我就选谁”，有人不会写字，“你帮我代签就行了”。
还不如学校选班干部热闹，起码得上台演讲、集中投票、公开唱票。“你当爹，我当妈，他当儿子，就这么定了”，原本神圣的乡村选举，变成了孩子们的过家家。
虽是自治，但在村民眼中，村支书、村长已是“官”，吃“公粮”，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代表政府，与乡村自身发展越来越“无关”。反之，在地方政府看来，村民自治就是把权利交给广大农民，你们不好好用，还玩“过家家”，我也没办法。再说，我既不要你纳税，也不靠你吃饭，“闹事”倒是越来越在行，大家最好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
结果，当前乡村呈现出自治不像自治、行政管理不像行政管理的状态，各自为战，放任自流。
如我在《乡下集市的春天》中所分析的，千百年来，广大农业人口第一次真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爆发出强大的生产力。然而，除了外出务工贡献廉价劳动力，并无其他释放途径。而当前的乡村治理体制，在投入、重视程度、管理水平、人才建设、专业能力等各方面一直停滞不前，已难以适应。因此，迅速解放的生产力与落后的乡村治理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乡村发展的主要矛盾。
当我们谈论改革时，总热衷于“经济体制改革”“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热门话题，却很少有人关注乡村治理更迫切需要改革。
上一次乡村改革是在 1978 年，小岗村人签订“生死契约”，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激发了十亿农民的积极性，让整个社会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经过 40 年的发展，5.8 亿农民已整体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需要再次改革的引领。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但中国人口的质量红利还有巨大空间”，这样的改革一旦成功，将激发出怎样的生命力，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又将达到怎样的高度，充满无限的“想象空间”。
那么，这次改革由谁来推动？为什么不组织起来？
乡村自治，不能坐等改革，也需要自发的组织、探索。
发达国家都实行“农业保护主义”，注重保护农民利益，地方上的各种农业协会往往联合起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
例如，日本农民是一个非常抱团的团体，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由全国和地方的日本农业协同工会统一发声。农业协会最重要的诉求是提高农民收入，维护农民利益，为了自己的选票，日本政府往往只能照单全收。
农业协会站在农民立场，获得农民的大力支持，因此“对下”也具有组织力和推动力。比如，日本著名的宫崎“太陽のたなご”（太阳蛋）品牌芒果的诞生，就源于当地农民组织的成功运作。
宫崎原本不产芒果。1984 年，当地果树技术会会员在前往冲绳取经蜜橘的途中，品尝到冲绳的芒果，念念不忘，于是决定培育。试种过程中问题不断，但在几家农家的坚持和不断改良下，经过十年时间，才诞生了这个高档品牌。
诞生艰难，维护更难。当地农协会对“太阳蛋”严格把控，从数量、大小、色泽、香甜度等方面进行严格筛选，只有达到标准的才能冠以品牌名出售，以确保每个芒果都完美无瑕。
此外，统一包装、营销、推广也是关键。今年春季的拍卖会上，两只一公斤重的“太阳蛋”芒果拍出了 50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3.16 万）的天价。拍下芒果的人表示，他之所以出高价，是为了向果农致敬。
事实上，在我国部分地方，政府也会组织整合一些区域农产品品牌，并在 CCTV“精准扶贫”节目上进行推广，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广多是临时的“任务”性质，效果难以持久。
中国的乡村地域广阔，像老班章普洱茶、西湖龙井茶、赣南脐橙、阿克苏糖心苹果这样真正有特色、有市场号召力的农产品品类太少，而且往往是区域内茶农、果农各自为战，距离协作和真正的品牌建设还很远。更不用说大多数乡村没有这样的自然优势。
经过多年发展，农业硬件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北方早已实现机械化作业，南方也在加快园田化进程，乡村规模化生产、职业化农业已成为趋势。硬件改良后，“软件”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观念、技术、组织、差异化、品牌、分工、协同、销售、推广等一系列软件亟待提升。
而这些改变依靠政府组织，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毕竟政府不能代农民种地、做决策、干销售。最根本的是，要靠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开放学习，寻找出路，尊重市场，尊重技术，艰苦奋斗，进行二次“创业”！
政府要做的是改革体制、加大扶持、因地制宜施政，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问题。社会要做的是，媒体多关注积极方面，报道和扶持优质农产品，而不是一味贬低国内农产品、渲染食品危机、制造人为恐慌；大学、研究机构要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合作，发掘和培育本地土地的潜力，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金融机构要将目光从虚拟经济转向实体经济，增加对农业投入产出速率较慢的容忍度，甚至出现类似格莱珉“穷人”银行式的乡村银行……
只有管理者、社会各界和农民团结一心，共同唱响这支美丽深沉的乡村之歌，这个时代才不会分裂，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才会真正让我们感到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