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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一说法众人皆知，甚至已让人有些麻木。打开“东北是否能振兴”的话题页面，满眼皆是对东北的“讨伐”。有人认为东北的问题出在东北人自身；有人觉得是地理因素，天气寒冷且缺乏港口；还有人指出是老国企转型困难，经济结构存在问题。然而，所有人乃至各路企业家都反复提及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在东北，办事难度极大，往往需要托关系。
无论是企业办公还是个人办事，哪怕只是开具一份简单的证明，如果不送礼、不托关系，跑断腿也难以办成，行政效率极为低下。并非没有企业试图改变现状，只是面对从上到下的重重阻碍，有力无处使，甚至还闹出了雪地陈情的闹剧。国家也曾努力尝试改变，加强监督、给予政策扶持，但都未能打开局面，最后无奈采取干部对调的方式，派遣江浙粤等地的干部北上挂职。
办事难导致投资匮乏，投资不足使得人才外流，没钱没人又进一步加剧了办事的难度，这几乎成了困扰东北的一个魔咒。
当阿里宣布投资必过山海关，并与黑龙江省直接展开战略合作时，许多人都感到十分惊讶。毕竟，此前一个个巨头在此折戟，各种办法都不见成效，大家几乎都已失去信心。但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下，阿里是最适合挑战东北问题的企业。
故事要从阿里的起源地浙江说起。2016 年底，“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浙江首次被提出。这一理念简洁明了，改革后的行政效果广受大众赞誉，很快便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各个省市纷纷学习。
很多人并不了解，“最多跑一次”的背后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2016 年底，该理念在浙江首次提出后，全省上下高度重视，许多部门积极配合，全面推进改革。然而，2017 年 4 月，时任杭州市长徐立毅以普通市民的身份，体验了公司注册、公积金提取等四件事情的办理，结果均未成功。说好的“最多跑一次”，市长亲自出马却事事碰壁，这让众人颇为意外。
暗访结束后，徐立毅市长迅速召集市编委办、市审管办等 13 个职能部门，仔细研究暗访录像，查找问题症结。最终发现，问题并非出在政策落实不到位，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懈怠，而是政府各部门之间数据不通，导致了机制性难题。
比如，徐市长体验公司注册时，拿着厚厚的申请材料，跑上四楼取号、排队、咨询、网上申报。半小时后，由于政策性强、过程复杂且材料不齐，未能当场办结。在市民之家的公积金窗口，徐市长陪同高先生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时发现，这项业务虽简单，但需开具无房证明。高先生符合条件，可市民之家无法开具，能开证明的房产档案馆却位于开元路。如此尴尬的状况，让徐市长不禁发问：“外地无房户提取公积金的现象如此普遍，为何部门间的数据不能联网？”
徐市长的这一问题问到了关键，由此揭开了数字政府的神秘面纱。许多人认为“最多跑一次”是政府简化了办事流程，实则不然，该有的安全流程一个不少。“最多跑一次”的真正奥秘在于，市民跑路减少了，而数据跑路增多了。以往需要人们亲自办理的各种证明，在数据联网后，仿佛长了腿自动跑起来。而如何用数据跑路替代人跑腿，是“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一大难题。
阿里就在此时登场。作为国内领先的云服务商，他们对系统互通和数据协同有着超前的理解与实践。基于阿里云自研的飞天操作系统这一底层计算平台，阿里为浙江政府提供了混合云技术模式支持。
这朵中国最大的政务云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加速推进了公共数据的整合与共享利用。阿里巴巴还将浙江省政府工作人员的办公场景搬到了手机上，公职人员全员使用钉钉办公系统，工作均可直接在钉钉上完成。这个系统被称为“浙政钉”。
政务系统通过阿里云协同，工作人员借助浙政钉协同，“最多跑一次”推进过程中资料缺失、证明繁琐、各部门来回奔波的问题，就此找到了突破口。这次改革为浙江和阿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数字政府的理念也在实践中逐渐成型。
当大家还在学习“最多跑一次”模式时，浙江又实现了升级，从“最多跑一次”进化为“一次都不跑”。
什么是“一次都不跑”呢？当你打开支付宝，搜索“浙里办”，关联证件后会发现，所有证件，包括各种出生证明等，都可直接在线办理，仅需进行人脸验证即可。
这种线上证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直接下载使用。原本至少需要跑一次的证明，如今一次都不用跑了，这背后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流程改进。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原本“证明我是我”的繁琐流程可在 10 秒内完成。系统能快速确认用户身份，对接后台各部门数据，迅速开出证明。
当你在线上“刷脸”绑定“电子社保卡”后，线下药房、医院就医时可直接拿出手机使用，支持医保结算。即便忘带实体医保卡，也能看病买药。
除打通医保系统外，电子社保卡还与支付宝本身的医疗系统相连，例如在支付宝中搜索挂号，即可在小程序中直接用社保卡进行挂号预约。这意味着，今后看病无需再排长长的队伍挂号、付药费，均可在线上直接支付。
至此，本文开头的谜题终于可以解开。为何说阿里是目前最适合挑战东北困境的企业呢？因为他们拥有数字化技术，且在浙江的数字化建设中有合作经验。
东北的困境在于办事难，需托关系，高昂的行政效率让许多人不堪重负，甚至出现了“JQK”这样的典型案例。
2016 年，国务院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第三督查组走访黑龙江省 22 家企业，并与 90 家民营企业、行业协会（商会）代表及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座谈。一些企业形象地描述了当地的“JQK”套路：J 是指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洽谈阶段承诺得天花乱坠，先把企业“勾”住；“Q”是指企业引进后被搁置，政府之前的承诺无法兑现；“K”是指企业投产后，有关部门频繁“揩油”，最终企业可能被“KO”。涉及招商部门、企业管理部门，甚至政府监管部门，整个环节无一幸免，这表明问题可能是全方位、整体性的。
但在数字政府的技术革新下，这些现象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改变的并非一个部门，而是整个机制。
以过去托关系买火车票为例。早年火车票难买，要么凌晨排队，要么托关系。在东北的熟人社会模式下，这种现象更为突出，许多票通过关系流出，不托关系很难买到票。打击卖票黄牛或追查倒卖车票的关系户都非常麻烦。
然而，12306 出现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12306 后台对接铁道部数据库，前台直接对接用户手机，无需经过地方售票员，从流程上杜绝了地面站点公职人员吃拿卡要的问题，无需托关系也能直接手机买票。
再如出生证明等行政类办事问题。以往很多人反映，在东北办事最怕托关系，不托关系工作人员根本不予办理，官媒也曾多次批评东北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但通过“浙里办”这样的数字政务系统，可直接在手机上完成身份验证，快速办理出生证明、在乡复员军人证明等文件，无需再面对政务大厅的工作人员。
得益于技术发展，许多政府流程得以再造。无论是企业办公还是个人办事，无论是买票看病还是办理各种证明，东北办事需托关系的行政难题都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直接采用数字化流程，就无需再求工作人员办事。
数字化政府解决东北魔咒的思路，不像以往靠督察组抓监督、反腐，打地鼠式解决问题。而是从根本上改变办事流程，将执法权力关进“数据铁笼”。它未必能直接解决当地企业缺人才、少资本的困境，但能迅速有效解决以往办事需送礼的局面。而后者往往是老百姓最常遇到的难题。当这些小问题逐步解决后，缺人才、少投资的局面会慢慢得到扭转。
数字化政府带来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老百姓办事难的体验上，还能大大缓解公职人员办事累的问题。
一个典型例子是抗台。今年第 9 号台风“利奇马”来袭时，浙江沿海各地市迅速启动防范措施。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台风走向全程被“掌握”，浙江 121 万公职人员可随时在“浙政钉”中查看。此外，交通信息、安置场所、电力抢修等防范举措一应俱全。8 月 7 日下午，台州市直接在钉钉上召开防御第 9 号台风“利奇马”视频部署会，自上而下形成防御统一战线。其他地方的各个部门也迅速做好了准备。
以往，从气象局出报告，到市委重视，再到下发文件，层层传达至村干部，耗费大量人力、精力和时间，基层人员还要撰写无数读后报告。而现在，只需一秒钟就能完成，信息直达，不存在传达走样的情况。这种沟通效率是以往无法想象的。
在我看来，一个成熟的数字政府改变的不仅仅是老百姓的体验，更要能解决当前许多公职人员面临的困境，这才是治标又治本的关键。
为何会这样说呢？因为过去人们常常将办事难的问题归咎于政府和基层公务员不作为，比如在东北，各种讨论都集中在吐槽公职人员的办事态度上。大家认为只要公职人员认真做事、端正态度，所有难题就能解决。
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正确。以上海为例，其政务工作广受认可。登录“中国上海”政府门户网站，对“网上政务大厅”的全部个人办事项目进行统计，共有子栏目 26 个，涵盖生育收养、教育科研、社会保障等类型，办事项目共 465 项。对每个办事项目所需材料进行分析后发现，有 142 个办事项目无需在政府部门间传递材料，办事者直接提供自有材料即可；有 278 个项目需要在政府部门间传递材料。这表明三分之二的事项需要跨部门合作，这意味着无论公职人员多么热情，都需要办事者提供其他部门的文件。
当上门办事时，由于基层公职人员无法直接确认办事者的真实身份，除办事表格外，办事者还需携带足够的证明文件。这导致办事者需要携带大量证明在各个部门间来回奔波，也是各种“证明我是我”奇葩现象频发的根源。
所以，很多时候不能一味指责公职人员的态度问题，并非他们故意刁难，而是源于过去数据不通情况下的机制困境和信任困境。
很多人在吐槽公职人员办事效率时，没有注意到中国政府是典型的“大政府”，与西方的“小政府”机制不同，它更像中国传统概念里一手包办的大家长，对民众生活的各方面都操心，承担了大量额外工作。例如，中国的派出所不仅要管小偷小摸，还要处理小孩走失、宠物走失、钱包手机丢失等问题，甚至夫妻吵架大家也习惯先打 110。中国的民警实际承担的职责远远不止抓罪犯、维护治安，还是整个基层秩序的守护者。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建立高效透明的政务机制，提升行政效率，减轻政务压力，机关办事难的现象几乎不可避免。一味寄希望于公职人员无私奉献，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老百姓办事难的表象背后，本质是随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过去的基层行政机制难以承受如此庞大的新城市人口，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我们要看到东北的困境，但不能仅局限于此，相信类似东北的情况还有很多。
1994 年，《北京人在纽约》上映，生动描绘了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纽约。对于那一代人来说，纽约和曼哈顿代表着财富、理想，许多人将其视为天堂，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都以纽约等世界都市为标杆。过去几十年，国内的城市规划也基于此理念，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市群建设，都借鉴了国外经验和理论。
然而，到了 2019 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在 2018 年达到 9800 美元，接近国际平均水平 12000 美元，且每年经济增速保持在 6% 的高速。按照这个速度，再过十多二十年，中国必将成为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群正在崛起。截至目前，中国人口过千万的城市已达 16 座，除北上广深外，重庆、成都、武汉、杭州等城市的人口也都突破千万。相比之下，纽约人口仅 851 万，伦敦 800 万，巴黎 1041 万。
这意味着，不说北上广，仅杭州、成都、武汉等新一线城市的人口就已超过国外的超级都市。
如何高效治理千万级大都市，如何处理千万级城市群产业带，已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中国没有任何可借鉴的先例。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中国政府又是典型的大家长式政府，琐事繁多。如何从根本上建立高效透明的政务机制，既能提升行政效率，又能保证监督规范，还能让千万级民众满意，这是新时代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数字政府是这个问题的第一份答卷，其意义或许远超我们的想象。在结束了几十年的跟随学习后，我们正首次尝试开启时代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