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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阻碍了年轻人回乡的脚步，北上广的青年只能在异乡过年，而县城里的众多年轻人则无需经历这种纠结与分离。过去十年间，年轻人的迁移趋势呈现出分化，一部分前往大城市，一部分则回流到小县城。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张兵察觉到了这一趋势，“特别是中国西部省份，人口回流现象较为明显，很多人回到了县域单元”。统计数据显示，新增城镇人口中的 56% 集中在县域，“GDP 千亿县”的数量也已增加到 38 个。与此同时，互联网服务向农村延伸，制造业流水线向基层转移等，也促进了县域就业和消费的增长。
我们采访了一批回到小县城的年轻人，发现他们与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在就业理念和生存现状上有很大不同。在就业方面，与大城市不同，学历不再是进入职场的关键因素，也不能决定薪酬高低，吃苦耐劳的品质更为重要，不少年轻人的实际收入甚至可以与大城市的蓝领和白领相媲美；在消费方面，县城年轻人大多全款买房，无需承担车贷房贷的压力，但他们通常早婚早育，需要独自承担家庭的经济负担，生活并不轻松。总体而言，他们的收支更加平衡，生活幸福感较强，身处熟人社会，与当地环境的融合度也更高。
广州五星饭店月赚三千，回藏区月入过万，一人轻松养全家
阿旺是一位 95 后，来自西藏阿里噶尔县，中专毕业，已婚并有子女。他永远忘不了那位士兵。当时，那位士兵刚从内地探亲回来，因缺氧反应强烈，几乎站立不稳，挥手示意阿旺停车，并询问哪里有卖氧气瓶的。阿旺急忙将他送到药店，士兵要付钱，阿旺拒绝了。
在阿里噶尔县当骑手的阿旺，接到的订单中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士兵。即使不看军服，阿旺也能认出士兵，他们通常很年轻，二十岁左右，口音各异，脸庞和当地牧民一样黑红，晒伤蜕皮的情况也很常见。冬天时，接过外卖的双手通常又干又糙，长满裂口和冻疮。
大多数士兵驻扎在中印边境，常年经受风吹日晒，生活艰苦。趁着换防的机会来到县城，他们才有机会品尝烧烤、干锅、炸鸡等美食，慰藉一下长期凑合的肠胃。接餐地点通常在营地外，偶尔也会在车队，年轻的士兵们还没来得及换衣服，身上满是风霜尘土。
他们的订单金额一般较高，阿旺接过的最高一单约 1200 元，“可能是聚餐”，东西很多，阿旺会先暂停接单，优先为士兵们配送。有时，士兵也会请求骑手顺便带些日用品，如烟、军靴、衣服、擦脸油等，阿旺会特意绕道到当地的军需劳保店购买。“我很崇拜当兵的，他们太苦了”，阿旺说，能为他们提供服务让他很有成就感。
春节期间，许多士兵在异乡过年，阿旺也不休息。在成为骑手之前，摆在藏族小伙阿旺面前的选择不多，他尝试过到大城市打工，也当过藏区的牧民。
阿旺出生在藏北高原腹地，家家户户以养牦牛为生。小时候读书时，他并没有体会到放牧的辛苦。2014 年，阿旺远赴广州读中专。繁华热闹的广州让他感到新奇，但也让他不太适应。后来，他在学校的安排下，到某五星大饭店后厨帮工。由于气候不适，薪水也少得难以维持生活，月薪只有三千元左右。离家又太远，从阿里坐火车到广州需要折腾近一个星期。
2017 年，在母亲的劝说下，阿旺回到了家乡。经济压力在他结婚后开始显现。2017 年，21 岁的阿旺成婚，次年 8 月，他有了一对双胞胎。
阿旺并非个例。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普遍晚婚晚育不同，县城年轻人早婚早育是常态。民政部的统计显示，中小城市和县乡人口的平均婚龄比一线城市低了三岁左右。
虽然阿旺家里养了七八十头牦牛，价值不菲，但藏族人反对杀生，牦牛更像是“固定资产”，能变现的钱相当有限。而且，养牦牛需要不断迁徙，一年要辗转数次，阿旺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如此辛苦。留在牧区还意味着孩子上学后要与父母长期分离，阿旺小时候曾在离家数百公里外的县城小学求学，当时道路不好，经常几个月才能回牧区与父母团聚。
经过权衡，到区县工作成为了最优选择。一方面，噶尔县平均海拔 4350 米左右，劳动报酬包含“高海拔溢价”，收入水平较高。例如当地骑手的月收入比海拔较低的拉萨高一两千元。另一方面，阿里地区大部分生活物资依赖外部输入，交通不便，成本高昂，高消费水平也拉动了高收入。
2020 年初，阿旺入职美团，成为了一名骑手。如今，仅在噶尔县美团配送站，就有 90 多个骑手，其中三分之一是本地藏民。当然，也有不少骑手来自外地，比如站长姚勇是四川人。他从拉萨来到这里负责开站，在熬过痛苦的高反后，如今已经适应了高海拔环境。骑行在人烟稀少的大街上，他开始享受阿里的安静与冷寂。
外地骑手们远道而来，通常是看中了这里的高薪。阿旺的同事喻宏伟离开老家绵阳，是因为当地人月均收入只有三四千元，而在阿里当骑手后，他的收入翻了两三倍，“不用再为房贷发愁了”。
月入过万的阿旺，如今能够轻松养活全家，每月还能攒下两三千元甚至三四千元。阿旺最满足的是，他能常年与妻子儿女相伴，除了几个小时的送餐高峰期，他每天都能回家逗弄儿女，一起喝酥油茶、吃糌粑，享受天伦之乐。
虎年春节，阿旺依然打算在岗接单。公司的过年红包加上各种接单翻倍奖励，“可能有近 2000 元的额外收入”。而且，过年期间单量不多，工作量也轻松了不少，“活儿少钱又多”，阿旺很开心。
十年前打工月入刚过千，如今回乡开炸鸡店，日均营收过千
身兼外卖配送站站长和炸鸡店老板两职的“斜杠”小镇青年杨志，一天的生活忙碌而充实。作为外卖配送站站长，他要在线管理 100 多名骑手；作为小老板，他还要兼顾处理炸鸡店的外卖订单。
杨志从小就有“当个小老板”的梦想，多年辗转后回到家乡，这个梦想才得以实现。父母是农民，小时候家里住的是茅草屋，“从来吃不起零食”。在穷困的情况下，2008 年，15 岁的杨志初中毕业就早早辍学。
当时还挂着“贫困县”称号的陵水机会有限，他只好远赴海口打工，从事过保洁、前台、工地搬砖等工作。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是高尔夫球场的球童，月薪 1200 元左右，偶尔有点小费，但也聊胜于无。
杨志很珍惜这份工作，虽然海口离陵水只有 200 公里，但在四年的球童生涯中，他只有一年春节回家，“怕丢了工作，不敢请假”。直到 2012 年，他才彻底结束了漂泊生涯。
这一年，陵水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正式公布，本地旅游业开始启动，连带盘活了餐饮、住宿、房地产等行业。瞅准机会的杨志，带着 1 万元积蓄回到了陵水。
但由于没有文凭和技能，机会并未立刻降临。接下来的五六年，杨志依然四处碰壁，做过保安，跑过货运，平均月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在此期间，杨志结婚生子，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陵水打着三亚后花园的概念，房价一路高涨，平均达到了三万元左右。杨志还算幸运，家里有自建房，无需高价买房，但装修钱却不知从何筹措。
转机出现在 2018 年。当时，陵水出现了新职业——外卖骑手。最初，杨志对“月入一万”的宣传半信半疑，觉得可能是“噱头”，但他还是决定“赌一把”。
他显然“赌”赢了。成为骑手后，他月收入平均稳定在八九千元，到了旅游旺季，月入轻松过万元，“跑单第一年，我就赚够了房子的装修钱”。
在外打工多年，杨志与家乡有所疏离，成为骑手后，他每天在外奔波，与家乡的关系越发紧密。和他一样的骑手也不少。去年夏天，站里有位骑手开着摩托车送单时，看到一位男孩从人行道窜到车道上。恰在此时，一辆大车疾行而至，而男孩正好处于大车视线盲区。这位同样也是父亲的骑手，直接跳下摩托车，抱着小孩滚出了车道，手臂也擦伤了。
“后来，我们把他因救人耽误的工时都补上了”，杨志说，“虽然我们每周都要培训骑手注意远离危险，但救人救难一直是我们提倡的”。
如今的杨志当上了站长，不仅要为骑手分配工作，还要处理意见投诉，劳力减少了，但操心更多了。“大部分骑手都不愿意当站长，觉得太琐碎太麻烦，但我觉得做管理，与人多沟通，自己的能力也能更上一层楼”。
做骑手还让杨志有了“额外收获”。他经常与商户交流，逐渐洞悉了餐饮行业的门道，并捕捉到了一个“商机”。
杨志发现，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游客，都很爱吃炸鸡。但在美团湾西配送站覆盖的范围内，没有专门的炸鸡店上线，“有需求没供应，开个炸鸡店肯定红火”。
2020 年疫情期间，趁着线下餐饮不景气，房租低廉，他盘下了清水湾一家门面，一开业就上线了外卖。
当队长、站长时学到的“管理知识”，也被应用到了管店中。“过去骑手和客人发生纠纷，大多是因为态度不好，所以我就要求员工态度好，好评多，外卖单量才能上去”。
如今，杨志炸鸡店的日均营业额轻松过千元，外卖占比高达六成左右。他不再外出跑单，专职担任配送站站长，也有闲暇帮助妻子管理炸鸡店。
春节临近，陵水每年的旅游高峰也将同步到来，餐饮外卖都将进入旺季，杨志和妻子只打算休息两天，然后就会加倍忙碌起来。“十年前在外打工，又忙又累又挣不到钱。现在也很忙，但能赚到钱，还能一家人团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曾在大城市干包工头年赚 20 万，机会不再，回到老家
与很多在大城市辗转却攒不到钱的县城年轻人不同，于琪曾有过辉煌时刻。20 岁左右时，他和四位伙伴在哈尔滨当小包工头，一年净利润达 100 万。
正当他志得意满时，房地产行业逐渐走下坡路，机会大幅减少，赚钱的好时光转瞬即逝。于琪并非个例，整个建筑行业人员规模自 2017 年开始下降，仅 2020 年就同比减少了 200 万人。
包工头生意难以为继后，于琪和身为独生子女的妻子一起回到了妻子的老家抚远——一个“从东头能看到西头，从南头看到北头”的五线小城。
回到抚远后，全款买房装修花费了 40 万元，再加上操办婚礼大半年没有收入，于琪第一次体会到了“手头紧”的滋味。
但抚远这个地方，虽然就业岗位看似不少，但对口机会却很少。就连大学毕业生也不好就业，妻子读大学时选了俄语专业，最初是考虑到好就业。抚远与俄罗斯隔了一个口岸，2014 年以前，每年都有不少俄罗斯人来抚远旅游，当地甚至还有不少仅对俄罗斯人开放的商店。2014 年底，卢布贬值后，过关旅游的俄罗斯人明显减少，妻子的大学学历一时也无用武之地。两人一度去亲戚饭店帮工，包吃包住后，一年也只能落下两三万元净收入。
婚后不久，妻子很快怀孕，开始全职在家，于琪一个人承担起养家的责任，越来越为生计发愁，“抚远人以旅游、打渔、种地为主，我们也没什么特殊技能”。
百无聊赖之际，于琪听闻当地配送站在招聘骑手，他决定放手一试。最初，他担心自己干不好，“虽说抚远地方不大，但每个小区、街道包括单元门都要记住，我又不是本地的，挺懵的”。
仅仅一个月后，于琪就逐渐适应了，一个月休 2 天，收入在 7000 元 – 1 万元之间，远高于当地平均三四千元的人均月薪。
如今，于琪的妻子正在备考公务员，“可能也就月入三四千元，不求高薪，但求轻松”，于琪说，因为骑手收入相对较高，他可以承担起养家的主要责任。
在疫情期间，于琪意外发现，骑手这份工作比较稳定。很多行业不好做了，他的不少新同事都是从厨师等行业转过来的，“以前当厨师月收入有五六千，但是准点上下班很受拘束，转做骑手后月收入能达到七八千”。
当骑手也让于琪这位原本的“异乡人”成为了县里的“社交达人”，真正融入了本地，“到处都是熟人”。
他也无需像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那样挤地铁公交忍受拥堵，于琪家距离站点只有几百米，“溜达几分钟就到了”。
不跑单的时候，他会经常到站点坐坐，“我们团队像个大家庭，经常会给我们订蛋糕、水果，相处得特别好，我都习惯了，天天就像回家报到似的”。
临近春节，站点比平时热闹了不少，如同往年一样，给骑手发放了米面粮油水果罐头等年货。
如今的于琪，虽然没有回到“一年挣 20 万”的辉煌时刻，但对当下的生活很满足，“我也有朋友在大城市打工，可能挣得要多一些，但消费也高啊，一年算下来，攒不了几个钱，而且老婆孩子要跟着受苦受累，挺不容易的”。
在上海月入 4000 元不够租房，大城市梦碎回到漠河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十几岁时，方平的梦想是去大城市闯荡一番。他先后在青岛、上海等地漂泊，干过餐饮主管，做过汽车美容，但多年下来，却发现大城市钱难赚，难以立足。
2018 年，适逢前女友要到上海实习，方平顺水推舟，也陪着女友来到了上海，“想着看是否能在上海留下来”。
但现实很快给了方平沉重一击。初中毕业的低学历，在上海很难找到高薪好工作。他在餐厅当领班，月薪满打满算只有 4000 元左右。
方平一度打算和女友一起租房，结果找中介一问，发现掏出全部月薪也只能租个单间，租不起的房子，自然更买不起。偶尔和女友改善生活，一顿饭至少也要花费两三百元，“钱根本不够花”。
在经济压力下，两人摩擦不断，最终分手，“经济原因占了很大一部分，那也是我第一次深刻意识到，挣钱太重要了”。
在上海呆了一年多，方平心灰意冷，打算离开。2019 年，在和朋友闲谈时，他偶然听说漠河那边收入比较高，便心动了。
漠河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旅游的带动。作为中国最北端的县级市，漠河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是中国唯一能观测到北极光的地方。
除了旅游，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也在涌现。2017 年 10 月，美团外卖服务入驻漠河。方平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骑手。
刚当骑手时，方平内心有些忐忑，“虽然是东北人，但零下四五十度的低温，我真的还没体验过，怕自己受不了”。
2019 年底，他入职美团时，恰逢漠河的极端“寒冬”，方平意外发现“自己还受得住”。外卖车辆是带有玻璃外壳的封闭三轮车，“能挡风能保暖，不会觉得很冷”。如今，当骑手到第三年，他还准备长期干下去。
月入八千元以上，“这是我打工这么多年，收入最高最稳定的一份工作，也是我干得最长久的一份工作”。在漠河本地，从事餐饮或服务员工作，工资只有 2500 元 – 3000 元左右。
尽管如此，身为站长的方平想在本地招揽骑手并不容易，“大部分人嫌弃当骑手累又冷。况且，本地人大部分都有铁饭碗，漠河房价又低，只有两三千元，经济压力很小”。
但方平不一样，他很珍惜这份工作机会。疫情冲击下，漠河这两年的旅游经济受到重创，不少行业收入锐减，但作为刚需的外卖却没有受到影响。
这个春节，方平的大多数同事依然不会休息。春节期间，接单会有额外的奖励，单均收入翻番。
结语
当东极抚远的第一缕阳光破晓而出时，位于西部的阿里地区还在黑暗中沉睡；当陵水的杨志在高温下挥汗如雨时，漠河的江平可能正在寒风暴雪中艰难前行。他们都在县城里找到了自己的“安稳和幸福”，以及“诗歌与远方”。
无论东南西北，县域经济都在共同发展，加速前进。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与中国企业的下沉，交汇于此，双向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增长，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这个春节，杨志、阿旺、江平、于琪都不会休息，一边趁着节日加班赚取高薪，一边团圆过年，这是他们共同的选择。（方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