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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雷军曾拜访马斯克，那时蔚来汽车刚开始酝酿，希望雷军参与天使投资。然而，马斯克当时正面临困境，Tesla 的产量问题以及 SpaceX 的一次火箭发射失败让他心情沉重。当雷军好奇地询问投资 Tesla 的风险评估时，马斯克却表示，评估风险和收益的话就不会投资 Tesla 了。
马斯克当初认为成功的几率很低，但他坚信这是人类必须去做的事情，因此坚决选择了创业之路。同年 11 月，蔚来汽车成立，雷军成为创始投资人之一，转眼 8 年过去，今天 Tesla 的交付量已超过 100 万辆，市值更是翻了个跟头，达到了万亿美元。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反映了硅谷创投界的一个困境：在创新经济的融资方面，有些领域似乎风生水起，有些却寡淡无味。那些需要长时间投入的“实体”项目，即便有颠覆性创新的潜力（比如 Tesla 和 SpaceX），风险投资人往往会望而却步。而周期短、迭代迅速的互联网软件项目却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关注，估值也水涨船高。
Sam Altman，一位身处创投一线的人，对于这个现象有着深刻的体会。在十年前为孵化器 YC 工作时，他曾撰写《创新发生了什么？》，探讨这一难题，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如建立新的融资体系、给予税收优惠、政府投资，甚至借鉴慈善模式。
关于创新的讨论一直存在，很多人关注创新的速度是否在放缓。如果我们探讨起这个话题，答案其实并不简单。部分领域的确有减速现象，但与此同时，另一些领域的创新却在加速。解析背后的原因是个有趣的话题。
回顾历史，人类在物理世界的创新曾辉煌一时。我时常想起当我站在曼哈顿时，周围立体建筑所带来的震撼。制造苹果手机需要的硅来自大地，机器人所需的金属也是如此。只需地球上的材料和技术，便能组装出一部手机。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软件，尤其是网络软件，逐渐成为创新的核心。遗憾的是，软件的潜力仍未得到充分评估。软件带来的复合效应正在发挥作用，其影响可能刚刚开始显现。
而这股力量的速度又是怎样的呢？在 1990 年时，互联网已存在 21 年，但全球网民仅有 280 万，而现在这一人数已经达到了 25 亿！在同一年，全球的移动手机用户不过 1240 万，到了 2012 年则突破了十亿。今天，全球拥有移动手机的数目几乎和人类总数相当。
然而，在此期间，物理世界中的创新，除了手机和计算机外，整体进展并不显著。比如，从活塞发动机到喷气发动机，人类花了 30 年，而接下来又用了 30 年才实现人类登月。自从 1939 年喷气发动机开始进步以来，改进方式一直趋向渐进，然而至今，我们仍未见到冲压喷气发动机的广泛应用，尽管早在 1908 年就已获得相关技术专利。人类的登月发生在 1969 年，尽管当时我们认为其他星球并非遥不可及，但迄今这一切仍未实现。
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人类在能源方面的依赖主要是石油，其次是煤炭、天然气、水电、核电等，直到现在，这种依赖并没有改变。虽然节能已被广泛号召（我并不反对节约），但人类对更高效、更清洁的能源解决方案的探索似乎停滞不前。这一现状令人失望，走到今天，我们的期望难道不是创造出更便宜的清洁能源吗？更不要提在材料科学、生物科技、食品和医疗等领域，创新进展也非常缓慢，虽然有些技术突破也许尚未被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可能只有在事后才会显现。
在那些能够快速实现渐进式改进的领域，创新效率往往比那些需要开放式研发的新领域要高得多。这一规律适用于物理世界和软件领域。举个例子，很多人每天都在想方设法改善网站体验，提升网站的美观性与使用便利，但真正从事人工智能开发的人却相对较少。同理，尽管有很多人在努力提升喷气发动机的性能，但却很少有人考虑如何彻底取代它。
渐进式的改进没有坏处，最终或许会带来巨大的突破。它在创新中所占的比例远高于深度创新。而在我帮助许多初创企业成功时，也时常会采用渐进式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苹果手机作为 2005-2010 年间最重要的创新之一，也是在渐进式创新不断叠加的过程中产生的。虽然苹果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克服了不少关键问题，但同时也有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他相信手机应该没有键盘，应该拥有真正的操作系统以及迫使每个人都购买流量套餐等。
互联网企业的成功在于能够快速迭代，持续进行渐进式创新，因而倍受投资者青睐。然而，有些事情，渐进式改进是无法满足的。比如在软件领域，若将线下业务搬到线上，通过网站或 APP 的形式实现的小进步，融资并不困难。但若是一个长期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高回报软件项目（例如人工智能），融资就相对困难。至于硬件领域，面向 C 端的项目，尽管商业计划书出色且交付时间短，融资的难度仍属于中等水平。但一旦涉及汽车、火箭或能源项目，融资就变得极为复杂。
在硅谷，多数投资人对成长指标的关注超过了对长期计划的重视（换句话说，更关注过去而非未来的潜能）。有些人解释这是因为风险厌恶或是智力懒惰。但其实，复合增长是推动投资决策的重要动力。如果投资人坚定不移地相信能够保持同样的成长速度，那么他们同样会做出睿智的决策。而对创业者而言，如果他们在几年内未能达到成长目标，融到资金的机会会大大降低。
而对于二级市场的投资者而言，用过去的数据预测未来并无不可。但作为风险投资人，应该对此承担更大的责任，愿意对未经过验证的技术和理念进行投资。然而，情况却是诡异的，现在的二级市场投资者对于未来的押注更加狂热（在互联网泡沫时期遭遇巨额损失），而大多数风险投资机构的态度却类似于本杰明•格雷厄姆（价值投资法创始人）。
有个表格很好地反映了项目融资的难易程度：一个轴表示软件与物理，另一个轴则表示长期与短期。绿色区域表现良好，黄色需要谨慎，而红色便无疑是困难的。
我并不认为创新速度在整体上有所减缓，因为如今大多数创新的精力转向了短周期的软件项目。坦率地说，过去十年或二十年，计算机行业取得的成就显然比生物科技和清洁能源领域的重大突破要明显得多。虚拟世界的监管环境相比于物理世界宽松得多，许多成功的互联网企业都是在连接虚拟与物理世界之间获得机遇。很多创业者在饮酒聊天时也会提到，他们的目标是快速致富，而互联网领域提供的周期更短，这种思维可以理解。
一个关键问题是，创始人、投资者和企业员工都在追寻低成本和短期的商机（虚拟世界的成本远低于物理世界）。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性，许多人追求快速致富。软件行业尤其适合这样的投资，在过去，物理领域的创新氛围并不强烈。
另外，我们也很少见到真正的烧钱大战。当我看到国防军工领域产生的创新时，常常感到震惊，那个领域的预算是没有上限、方向无禁区，真的极具挑战性。而互联网本身就是军工科技的产物。
另一个因素是非互联网企业面临不确定性的监管环境。尽管监管可以改善，但要达成互联网那样自由的程度却相当困难。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够通过软件驱动非软件领域的创新，让所有事物尽可能“软件化”。例如，设计一个程序，目的是降低成本和缩短周期。
我们还可以做的事情是激励真正的长期投资。华尔街的短线思维早已渗透到风险资本乃至天使投资当中。尽管短期思维不会马上消失，我相信一个良好的税收政策能够帮助引导更多的长期投资。
风险投资的周期通常为十年。如果这个周期能延长到 15 年甚至 20 年，可能会带来积极变化。同样希望看到创始人和员工的期权兑现时间能延长至 5 年或 6 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需要建立全新的融资体系，以支持那些更具激进创新的项目，使资金主动寻找据风险调整后的最佳回报，类似许多投资者选择互联网公司那样。在前文提到，计算机时代之前，物理领域也曾经历过突破性创新，不过当时没有如今这么方便的投资平台。投资人一直追求资金投入少、周期短的项目，这是出于理性的决策选择。因此，也许需要政府在这方面增加投入（现今政府对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院的支持越来越少），或者探索一种慈善模式以支持长期项目。
我为自己是计算机时代的产物而感到骄傲，无法想象没有计算机的生活，同时非常高兴还有许多人在这一领域探索创新。尽管大多数互联网的渐进式创新自有其价值，但作为人类，我们如果放弃解决过往“互联网断层”挑战的勇气，将是羞愧的。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计算机时代，我也希望物理世界能有更多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