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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究竟谁对人才更具吸引力？答案或许超乎想象。2022 年 6 月底，上海抛出王炸。6 月 28 日，上海教委联合四部门发布通知，在《关于做好 2022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工作的通知》中规定，符合基本条件的在沪各研究所、各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无需打分，可直接落户。这是一个月内，上海第二次降低落户门槛。6 月 7 日，上海出台政策，世界排名前 50 院校留学生可直接落户上海。
落户上海向来不易。过去，非沪籍应届毕业生想拿到上海户口，要刷满 72 个积分。在一线城市里，深圳有“来了都是深圳人”的好客传统，优秀大专生可落户；广州缴满半年社保就能落户，而上海此前从未有过类似宽松政策。如今，上海为何一个月内连降两级门槛，敞开大门抢人？原因之一是人口外流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海每年人口增量在 2015 年以前一直保持双位数增长，2015 年后增长率落到个位数，部分年份甚至负增长。今年 6 月解封后，上海还出现了“离沪潮”，媒体报道每天有上万人离开。
在一线城市中，上海并非唯一人口负增长的城市。从 2016 年起，北京常住人口连续 5 年负增长，2021 年减少了 2.1 万，“人口负增长”还一度登上热搜榜。那些“逃离北上广”的人去了哪里？最近的人口普查显示，2021 年，成都、杭州、苏州、郑州等“新一线城市”出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武汉人口一年暴涨 120.1 万。像昆山、深圳罗湖区、宁波余姚、佛山顺德等经济强市、强县、强区，名校硕博扎堆涌入。
在抢人这件事上，人才逆流，一线城市竟“不敌”二三线，着实令人意想不到。为吸引人才，各地可谓煞费苦心。2022 年 5 月上旬，重庆渝中区、无锡梁溪区霸气出手“抢人”，对获当地认定的最高级别人才，最高给予 1000 万购房补贴支持。过去，不少城市为“抢人”大肆撒钱，但像杭州、广州、深圳这些财大气粗的城市，最高也不超过 800 万。重庆、无锡此举瞬间刷新纪录。
只靠砸钱力度还不够，有时还得包办终身大事。2021 年，安徽省人社厅在“留皖大学生工程”中提出“婚姻帮扶工程”，让“国家分配对象”不再是梦。为抢人搞噱头并非新鲜事。2017 年，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谷，各大城市需要人口流入提振楼市、振作需求。年轻大学生成为“行走的房票”，引进年轻人等于“垄断”其背后的“6 个钱包”。鉴于中国人口面临“少子化 + 老龄化”，年轻人成为“稀缺资源”，各大城市从 2017 年起纷纷加入抢人大战。
率先打响“抢人”第一枪的是武汉。2017 年初，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放出“5 年留下百万大学生”的豪言，并将“抢人”列为“一把手工程”。成都、西安、杭州、天津等城市也不甘示弱，纷纷出台人才政策新规，这边扫码就能落户，那边中专生来了马上上户口，这边中专生能落户，那边租房就能落户……
如今，这场抢人大战进入新阶段。送钱大法从过去的房补蔓延到解决事业。2022 年 2 月，浙江省推出政策，来浙江的大学生创业可贷 10 万 – 50 万元，创业失败政府兜底 10 万元。另一个新标志是“抢人”已蔓延到县城。今年以来，广东省和平县、浙江遂昌县、江苏阜宁县和滨海县等县城都公布“人才引进计划”，诚意满满。以遂昌为例，符合条件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高考第一分数段录取的全日制本科生，来了就奖励 45 万元，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奖励 75 万元。相比之下，深圳引进一个博士补贴 10 万元，上海仅 5 万。
轰轰烈烈的“抢人”大战表面上改变了人口流动方向。2021 年，四座一线城市人口总增长只有 12 万，不及过去十年年均新增人口的 1 /10，“逃离北上广”正在上演。另一面，名校硕博士扎堆二三线甚至县城。这似乎坐实了在抢人方面一线城市不如二三线城市。
人口流动背后是区域经济格局的巨变。就在上海放出“王炸”的前一天，北京提出“减量发展”目标：未来五年，常住人口比 2014 年减少 15%，城乡建设用地减量 110 平方公里。过去几十年，各城市为追求经济总量，对产业引入态度大开大合，导致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功能、产业过度集中。在一线城市虹吸效应下，人才、资源进一步往这些城市集中，使得一线城市大多“臃肿肥胖”，患上“大城市病”。
以北京为例，面积 16400 平方公里的城市，巅峰时期挤进 2189 万人，平均人口密度达到 1334 人 / 平方公里，像西城区等主城区人口密度甚至超过 2 万人 / 平方公里。人口多资源少，政府在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方面负担沉重，资源均摊到个人则显得匮乏，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上学难成为新“四座大山”，生活幸福感自然不高。
而人口、资源的集中与城市经济增速并不成正比。2010 年 – 2020 年，四座一线城市 GDP 总和在全国 GDP 中的占比一直在 12% 左右徘徊，缺乏增长弹性。一线城市压力巨大的同时，超大城市虹吸效应挤占中小城市生存空间，导致区域经济失衡。过去几十年，许多中小城市陷入“无产无人”困境，徒有城市之名，实际却像大县城。
于是，将不必要的功能、没有优势的产业外迁到周边区域，扶持经济基础较好、位于交通枢纽位置的二三线城市做大做强，既能缓解一线城市压力，又能通过这些城市辐射、拉动区域经济，改变人口流向，承接一线城市压力，成为新的经济引擎，这成为大小城市“两难自解”的新药方。
2016 年前后，北京、上海开始提出限制人口规模，委婉地“赶人”。比如，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搬了，西直河石材市场也迁了，留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产业。这种限制人口规模、进行“减量发展”的路线并非简单“一刀切”，而是有策略地“砍掉”中低端产业。上海的“抢人”也选择“掐尖”，通过争夺世界 TOP50、复旦、同济等知名大学的人才，服务于金融、汽车、信息产业等支柱性产业。
同一时间，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既有区位优势又有资源优势的城市，在国家支持下朝着第一批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排头兵”。以成都为例，十多年前它就是互联网落户西南地区的第一站，腾讯、阿里、京东均在此设立研发中心，经过多年沉淀，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深圳和北京的数字经济城市，诞生了一百多家准独角兽企业。2021 年，成都 GDP 同比增长 8.6%，仅次于武汉，高于北京、上海、杭州和重庆。成都的发展与人口流入几乎同步。2021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十年间净流入近 600 万，成为继重庆、上海、北京之后，第四个常住人口超 2000 万的城市。
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如郑州、杭州、武汉、南昌、福州、西安、苏州等，大多是承接一线城市的新经济引擎。2021 年，这些城市 GDP 增速大多超过一线城市。这些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又能辐射周边地区，带动更多地级市、县市级发展，催生对人才的需求。
展望未来，中国的城市人口争夺战仍将持续，各地或许还会出台更有力的举措。城市吸引人才，除了户口、补贴等政策措施，更要注重平时的功夫，兼顾硬条件和软环境。当一些城市防疫“层层加码”时，一句“可随时正大光明地来”也能温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