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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黑客帝国》里，尼奥从矩阵苏醒后，惊恐发觉原本以为的真实生活竟是幻觉，自己的身体被封闭在巨大人工装置中，宛如电池，供机器获取能量。在矩阵里，他的感知、行动乃至身份，全由人工智能编织的虚拟现实操控，身体成了沉睡躯壳，真正的他似仅存于信息代码中。如今看来，这情节愈发像技术时代未来的隐喻。从智能手机到虚拟现实，从可穿戴设备到脑机接口，人类与科技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密。当人类越发依赖技术，身体的归属感会否逐渐消失？在千禧年预言渐近现实当下，此问题愈发重要。
美国学者 N. 凯瑟琳·海尔斯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分析技术如何改变我们对身体的认知。她提出，随计算机和虚拟现实技术兴起，人类越来越多地将身份和存在感转移到数字空间，身体重要性渐被边缘化，信息和意识取而代之占优先地位。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进步或彻底改变人类对身体的依赖，未来的“身体”可能被增强、编辑甚至完全数字化。这未来图景或许令人兴奋，却也让人不安。
然而，这种视野并非唯一可能。葛姆雷的艺术为我们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他用雕塑重新定义身体和环境的关系，其作品让观众重新回归身体的感知与体验。
“栖息之所”：身体姿态的雕塑诉说
在常青画廊呈现的葛姆雷展览“栖息之所”中，艺术家用堆叠的砖块构筑了一片迷宫式雕塑丛林。这些雕塑或蜷缩，或舒展，或散落开来，述说着身体的不同状态。葛姆雷用这些生动的“身体雕塑”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多么先进，人类的身体依然是我们最原始的“归属地”，也是我们与世界建立联系的起点。
在展览“栖息之所”现场，一系列由砖块堆叠的雕塑以迷宫般结构横陈展厅，构成展览核心作品《休憩之所 II》。它们静止分布在展厅，有些像婴儿蜷缩，呈自我保护姿态；有些似在拉伸运动，将肢体末端向外延伸；还有些无规则铺展，像在草地上沐浴阳光。生活在英国的葛姆雷对这样的姿态应很熟悉，在英格兰难得的好天气里，草地上都会“长满”这样的身体。葛姆雷说：“我希望通过这些姿势，让观众感受到什么才是让自己感到轻松的状态。”
葛姆雷将此次展览的核心概念解释为：“有了世界，我们才会被塑造。”在他看来，人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不仅定义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也深刻塑造了人们的存在方式和身份认知。
这是葛姆雷在中国做的第 14 场个展。2016 年，在常青画廊为他的个展“屯蒙”特别隔出的 414 平方米区域内，从昌平区地表以下挖出的红土铺满展厅地面，从天津港运来的海水灌进土里，水深 23 厘米。土与水以 50∶50 的比例混合，形成了一片 95 立方米的“海”。“那时我在展览主空间里注入了大约 100 吨海水和 5000 公斤红土。通过引入外界元素的方式——可以说是把自然景观带进来——将这些元素带进了人类建造的空间。对于观众来说，观看就变成了一件有门槛的事，因为这样的布置让人只能从外部或者远距离观察它。”葛姆雷说。
“栖息之所”展览中，构成作品的砖块全部在中国本土烧制，这种红色砖块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建筑材料。它们没有将观众拒之门外，而是允许人在砖块堆叠而成的“身体丛林”中穿行。葛姆雷认为：“这样的布置要求观众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去回应作品。‘屯蒙’选择的方式是让观众站在一个平台上，把人固定在一个位置。而这次展览则直接把人引入有组织的空间里，这些堆叠而成的‘身体’构成了一种迷宫式结构，观众被邀请在中间走动，并因此成为创作的一部分。”
这样的设计试图让人们通过身体的移动，唤醒感知，让人重新审视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在一个越来越依赖虚拟交互的世界中，这种对物理空间的体验显得尤为珍贵。
连接土地与记忆：艺术与身体的纽带
葛姆雷曾多次造访中国，从自行车仍占据街道的年代，到城市建设如火如荼的阶段，再到摩天大楼构成天际线的今天，葛姆雷以旁观者身份注视着这里的变化。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改变了物理空间的布局，也影响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以胡同为代表的低密度布局到大楼林立的高密度布局，栖居在这里的人类在物理空间的演变中逐渐失去了与土地的连接。
葛姆雷的作品始终希望与土地保持紧密联系，他形容展览中的雕塑为“静止的身体”。他说：“这种静止并不是死亡的象征，而是一种放松的状态，是身体在脱离工作后进入的自然休憩。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让大家重新思考身体本身作为一个‘空间’的意义——作为我们最初的归属地，它如何承载我们的存在与体验。”
葛姆雷出生于伦敦，其创作也扎根于此。尽管伦敦是全球重要艺术文化中心之一，但行走在伦敦市中心，并非时刻都能感到距离艺术很近。不过，当走到国王十字附近街区（这里是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所在地），艺术氛围就开始浓厚起来。葛姆雷的工作室也坐落在此，一个占地约 2000 平方米的创作空间，大约有 30 人各司其职，葛姆雷就像“船长”。每天，他都会在早上 8 点至 9 点抵达工作室，通常工作到晚上 6 点以后，有时甚至更晚。
葛姆雷喜欢与人一起工作，无论他们是专业艺术家，还是与艺术距离遥远的人群。
从 1980 年起，他开始与世界各地不同社区合作《土地》系列，这组作品令他获得英国艺术界最高奖项——透纳奖。《亚洲土地》是葛姆雷于 2003 年与广州象山村村民合作完成的。
回忆起当时创作经历，葛姆雷说：“我们就在一所中学的篮球场上工作，空间开阔，有大约 350 人参与了创作。这简直就是一次社区的庆典，可以说是一个派对。参与者来自不同年龄段，有些大家庭结伴前来，他们是彼此的孩子、父母和祖父母。通过一起做事、结识人，是一种非常深入的体验。这种氛围让我感受到中国家庭和个人之间那种特别的联系，我与他们一起准备食物，围坐一桌，一起剥豌豆，每个人都沉浸其中。”
在众多参与者中，葛姆雷对那些年长的女士印象深刻：“她们很多人都已经超过 80 岁，仍然加入了这个项目和自己的孙辈一起做事，她们告诉我很多关于旧日中国的故事。有一位非常有尊严的女士，她很能干，年纪大了却一直保持着非常独立的工作能力。她经历了很多，甚至见证过溥仪时代，与她交谈时产生的那种直面历史的感受让我记忆犹新。”
对葛姆雷来说，身体不仅是个体意志的容器，还承载着无法被替代的记忆。在技术日益支配生活的当下，传统的“身体”不停被消解，被数字化的意识和虚拟技术边缘化。然而，通过与社区居民的合作，他看到身体依然是人类记忆与情感的最直接载体，是连接个体与文化、历史的桥梁。
《亚洲土地》在广州首次展出时，葛姆雷专门安排了大巴车把参与制作的村民接过去，他说：“我觉得很多人对自己参与的创作产生了感情，虽然加入的时候他们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参与的是什么，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一个巨大的地下停车场中展出时，那种感动是非常真实的。”许多人知道葛姆雷，是通过他创作的那些已经成为城市地标的大型公共艺术装置，而“身体”是贯穿这些作品的标志性符号。作为当代雕塑界的领军人物，葛姆雷将那些广泛陈列于美术馆、画廊中的铸铁人体雕塑引入公共空间，将它们安置在废弃的煤矿工厂（《北方天使》，1998）、摩天大楼的楼顶（《视界》，1997）、英国西北部的海岸线（《别处》，1997）……这些作品与它们的缔造者一样，审慎地思考着身体与环境的关系。
看着葛姆雷的作品，会让人燃起创作的希望：无论选择哪种媒介，无论此种媒介已经被使用、滥用、误用到哪种程度，都会发现创造的天花板是如此遥远，可供想象的空间似乎无穷无尽，因此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
在一个越来越倾向于“后身体时代”的社会中，葛姆雷的作品让人们意识到，身体是构建归属感、文化认同以及情感交流的根基。他的雕塑提醒我们，创造的边界是开放的，而身体的意义将无法被忽略或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