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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日资进驻苏州已满 40 个年头。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日资企业作为重要力量，一路见证了“中国最强地级市”的崛起。
起点
日企与苏州的合作，始于昆山。1984 年 2 月，日本苏旺你株式会社社长三好锐郎一行到访昆山，同年 7 月，双方共同设立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成为苏州和江苏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改革开放之初，昆山还是排名苏州全市末位的农业县，GDP 仅 2.42 亿元，基础设施落后，令外商望而却步。昆山用仅剩的财政资金修路，从针织产品起步，加快向工业重镇转型。苏州也借此打开外向型经济大门。1993 年，苏州高新区获批后不久，迎来首家日商独资企业——苏州日电波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当时日本“泡沫经济”进入尾声，日企苦于国内高企的经营成本，希望到海外寻找新的生产基地。苏州方面承诺给予最大的政策支持和配套，吸引了日本电波公司落脚。1995 年前后，日本对华投资达到一个小高峰，此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在 1998 年左右出现一个低谷，到了 2001 年、2002 年，高峰再次出现。不过，中国加入 WTO 之前，跨国公司对苏州的直接投资规模较小，侧重于投向技术水平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及旅馆、餐饮等服务业，属于“试探性进入”。
井喷
2001 年是一个“日企投资年”。仅苏州高新区当年就新增 25 家日资企业，包括佳能、松下等世界 500 强企业，引资 6 亿美元，同比增长一倍以上，占苏州高新区全年引资总额的一半，首次超越台资跃居第一。当时，苏州日料店也出现了一波“井喷式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长三角是外资最早登陆的区域之一，日企喜欢“扎堆”，是因为企业间的产业关联度大，对投资环境有相同的认识，所以“以商招商”现象会比较突出。这种集聚效应，很快投射到地方经济数据上。2001 年，苏州与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为 63.4 亿美元，两年迅速翻倍，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6 年再创新高，2011 年站上“300+ 亿美元”台阶。与此同时，2001 年，日资在苏州新设项目达 119 个，此后三年均保持在 200+ 项目以上。截至 2003 年 1 月，苏州日资企业数量已突破 1 千家，“日资高地”的形象开始得到强化。当年 3 月，苏州高新区、工业园区和昆山曾专门邀请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日资企业进行座谈，就投资环境、服务水平、生活配套等问题征求意见。根据反馈，企业总体对苏州是“满意的”，好的一面在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相对集中等，不足之处包括电力保障、服务标准不统一、本地管理型人才不够等。也是在这次座谈中，没有可供日籍人员就医及子女就学场所的问题被着重提及。为此，2004 年 6 月，由苏州高新区投资近 2000 万元的苏州日本人学校奠基开建，次年开门迎新。作为江苏首家日本人学校，其以日本政府实施的义务教育为基准，包括小学部、中学部，教师由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派遣。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常驻苏州的日籍人员认为这是优化投资环境的大好事，解决了他们的一块“心病”。
升级
牵手并非总是“蜜月”，跨国合作更难脱离国际大势。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最近两年，日企对华投资 / 增资意愿逐步下降。具象到苏州身上，2022 年双方进出口贸易额为 326.7 亿美元，2023 年仅有 157.0 亿美元，为十年低点。怎么办？苏州的打法是，既要寻找增量，更要挖掘存量。2022 年 11 月，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苏州包机出海“找客商”，第一站就是去的日本。那一次，时隔三年再与日企谈生意，苏州一举拿到超 10 亿元的新订单。而近一年多时间，苏州各区接连到日本推介，希望再招引一批中小企业落地生根。2023 年 3 月，苏州高新区在东京举办“春季对日合作交流会暨日资企业突破 700 家活动”，签下 15 个产业新项目；2023 年 5 月，昆山开发区在东京举办投资说明会，签约 10 个项目，总投资超 10 亿美元；2024 年 6 月，吴中区在东京举行投资情况说明会，现场签下 5 个项目……不过，从规模上看，中小企业还不能快速体现“产出”。当地招商部门一位负责人提到，基于过去几十年的经贸往来，日企要进入中国发展，“要来的早就来得差不多了”，“现在的重点是挖掘存量企业的潜能”。最近的一个案例是，上个月，苏州高新区新开工了三个项目，均为在地深耕多年的日资企业增资扩产。其中，6 月 13 日，住友电工（苏州）电子线制品有限公司电子线三期厂房落成投产，达产后预计新增高性能特种电子线产能 6000 千米 / 年，电线整体年产值达 7 亿元，将进一步完善苏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一边是愈发审慎的投资行为，一边是显著变化的市场结构，留在苏州的日资企业也在有意识地调整布局内容。太阳油墨（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三岛大辅此前公开表示，中国新能源车载市场还有很大空间，但要适应这个新兴产业就必须建一个研发中心，专门开发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为此，他用这个理由反复说服日本总部，“不知道开了多少次跨洋电话”，最终说服这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行业隐形冠军”，从当年的利润中拿出 1000 万美元，建设他们在海外唯一的研发中心。这种变化，在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看来，是中国经济从“廉价生产者”向“高端服务者”升级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他在受访时强调，日企无法舍弃中国这一超大规模市场，中国企业同样需要与日企合作，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一起做得更好”，进而服务全球市场。而在陈耀看来，并非只有短缺行业才需要外资进入，包括日资在内的外资，应该成为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下的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