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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是一名地方国资创投平台的投资人员，最近为了说明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和原因亏损连续加班。他所在的平台虽然名义上是市场化运作的创业投资机构，但实际情况却与真正的市场化投资机构大相径庭。许多国资创投人员都感觉，他们更像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附属工具，而非独立的市场主体。
国资创投在地方政府背景下普遍存在业务受限、投资风格保守的问题。他们面临的最大压力就是“不能亏损”，这成了国资创投的红线和难点。刘明质疑，这样对亏损零容忍的态度，恐怕难以称得上真正的市场化创投。
国资创投陷入“怪圈”
随着创业投资市场的降温，中国一级市场投资大幅萎缩，国资创投的作用日益重要。数据显示，国企成为 PE 基金中最主要的有限合伙人，政府系背景的 LP 占据市场半壁江山。然而，国资创投的考核以保值增值为核心，压力来源于地方政府层层分解的考核指标，责任人必须拿出可观的业绩数据，否则面临问责。
因此，国资创投在投资决策时往往优先考虑如何完成当年的考核任务，如何保证账面不亏损，而不是项目的长期潜力和产业培育价值。这导致他们难以像纯市场化机构那样大胆尝试。
此外，国资创投普遍受到估值体系的不匹配困扰。现行的评估方法往往不能准确反映新兴高科技项目的价值，甚至错失投资机会。而招商引资成为很多国资创投的主线，投资行为逐渐偏离了产业培育的市场化初衷。
债务压力与短期利益驱使
一些地方国资平台通过抵押土地向银行贷款支持国资创投，但短期看不到收益，无法覆盖利息，导致债务负担不断加重。为了缓解压力，地方政府加码招商引资的力度，要求国资创投用于项目必须落地当地产出税收，忽视投资的长期回报和产业生态构建。
刘明坦言，现在国资创投不得不依据领导指示支持某些项目，而非从增值潜力角度筛选投资，难免产生“拉郎配”式的套利行为。
合肥的“弹性考核”与产业引导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合肥的国资创投实践。合肥打破传统考核红线，实行弹性考核和“无事不扰”的监管原则，不因投资失败追责，而是从产业链协同和市场逻辑出发，打造投资闭环。合肥将招商部门转型为“投促局”，强调产业投资而非简单的招商引资。
例如，合肥投资蔚来汽车就是基于汽车产业链配套需求，即使项目初期不得市场青睐，合肥团队依然坚定支持，配套相关设备采购，风险可控且具备产业协同优势。当地政府不要求国资创投提供短期税收或收益保障，更关注长远产业培育价值。
合肥市的成功在于“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发展规划，确保国资投资逻辑和产业方向在领导更迭后依旧稳定。政府与国资平台关系更趋合伙人化，促使国资创投真正发挥市场功能。
多元退出与创投城市计划
面对退出期项目难以顺利退出的现实，合肥积极探索多样化退出方式，例如设立 S 基金专门承接二级市场私募基金股份，确保资金流动性和企业持续支持。同时，成立新的平台处，整合招商部门与投资基金资源，快速匹配投融资需求，提升服务效率。
合肥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半导体、芯片等产业集群核心，战略新兴产业占工业产值半数以上。夏江谈到：“政府要用投行思维做创投，就必须承担相应风险。”在合肥，政府和平台共同打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投资更加务实高效。
尽管国资创投在其他地方仍面临制度、考核压力和资金瓶颈，合肥的探索为国资创投走向真正市场化提供了宝贵经验。通过灵活的考核机制和引导产业链建设，国资创投或能摆脱“有赚有赔难以接受”的怪圈，实现长远价值和合理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