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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微博上掀起轩然大波：‘张文宏去无锡了，无锡市政府奖励了他个人一套湖墅 +1200 万现金，另加 5000 万研究资金。’随后媒体报道，这笔奖金实际是 1000 万元项目支持经费，且‘其中 10% 用于团队成员补助’，张文宏本人也亲自回应这是‘老新闻了’。尽管只是一则旧闻，但八位数的金额还是让无锡的‘太湖人才计划’备受瞩目，也为城市‘抢人大战’设定了新门槛。
上周，无锡对外公布‘太湖湾科创带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科创带内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力争翻两番达到 4000 家，努力构建一批重大创新平台，并且每年安排不少于 1 亿元专项资金攻克‘卡脖子’技术。在外界看来，无锡正试图以科创重新定义‘太湖’。无独有偶，无锡东侧的苏州，围绕南京大学苏州校区规划了面积达 10 平方公里的‘太湖科学城’。就在 2 个月前，苏州召开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大会，期望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智造’转变。苏南城市间的科创深度竞争即将拉开帷幕。那么，一直期望在这场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无锡，能否为曾经全国闻名的‘苏南模式’挽回声誉，改变外界关于苏南‘掉队’的看法呢？
上一次无锡因太湖进入全国视野，还是 2007 年的‘太湖蓝藻’事件。《决策》杂志对此有一段极具反差感的描述：2006 年，国家环保总局刚把全国仅 6 席的‘首批国家生态城市’称号中的 4 个授予苏州的昆山、张家港、常熟以及无锡的江阴，次年泛滥的‘太湖蓝藻’就无情地暴露了苏南粗放式经济发展遗留的严重问题。这与外界对‘苏南模式’的矛盾印象不谋而合。
1983 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小城镇再探索》一书中提出‘苏南模式’。当时全国正处于新一轮发展的探索阶段，苏南三市创新性地选择发展集体经济、大力兴办乡镇企业，走出了一条村镇‘农转工’、就地城镇化的独特道路。此后，历经亚洲金融危机，乡镇企业遭受重创，苏南又借助浦东发展的契机转向外向型经济。这两次转型奠定了‘苏南模式’的基础。一方面，到 2003 年，苏锡常三市所有县级单位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县名单，直至去年，昆山和江阴仍稳居前两位。另一方面，集中于低端制造的产业结构逐渐固化。2007 年的数据显示，苏南三次产业结构中，占比超过 60% 的第二产业里，重化工业率高达 70% 左右。‘苏南模式’的时代局限性也愈发明显。
从 GDP 数据来看，自‘太湖蓝藻’事件后，无锡 GDP 排名从当年全国第 9 位一度下滑至第 14 位，GDP 名义增速甚至连续数年趋近于 0。类似地，苏州和常州的排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苏州更是从 2004 年全国第 4 位接连被深圳、天津、重庆超越，近年来稳定在第 7 位。于是，有关苏南‘掉队’的担忧开始出现。
一方面，苏南城市开始反思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劣势，希望补齐科创短板，掀起了科技城等创新载体的建设热潮；另一方面，传统‘苏南模式’的路径依赖，却阻碍了产业升级的进程。在讨论‘江苏为什么没有 BAT’时，有分析指出，政府主导的乡镇企业构建了‘苏南模式’的基本框架——生产工业‘中间品’而非‘成品’，倾向于重资产，呈现出‘制造业发达而服务业偏弱’的特点。在不久前发布的‘2020 年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榜单中，江苏近 90 家企业上榜，其中大部分来自建筑、冶金、装备制造、化工等传统制造业。这种‘偏科’问题，也影响到了苏南城市新一轮的产业布局。
以无锡集成电路产业为例。2018 年，无锡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总额达到 1014.05 亿元，成为全国除上海以外第二个超千亿元的地区。然而，相较于发达的集成电路制造产业，处于上游的芯片设计产业却仍处于‘规模小、较为分散’的状态。
苏中、苏北面临的问题则更为严峻。一般来说，产业升级往往伴随着企业外迁和重新定位。但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张为付等人分析发现，江苏省内部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现象，从外部看，江苏省产业空间延展性不足。在内外双重压力下，江苏省产业链的省际循环和省内循环都受到阻碍。
省内问题突出表现在苏南、苏北之间合作机制的缺失。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区实际上已经形成‘轻、重、农’的区域分工格局。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与长三角核心地区的地理关系，导致三个区域产业差异明显。直到现在，三大区域的产业梯度仍存在未进行紧密协作以及合理适时产业转移的问题，产业发展相对独立，产业互补性较弱，产业链梯度不足。
‘外联强、内联弱’的交通格局，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的‘割裂’状态。去年底，徐宿淮盐高铁开通，宿迁、淮安两座苏北城市有了经徐州通往北京的高铁线路，但还需等待 4 年才能开通直达省会南京的高铁。与苏南密集的高铁班列相比，苏北仍处于高铁网补短板阶段。
整体商业环境的差异，也进一步阻碍了苏南企业向北转移的步伐。2002 年江苏省内开展南北产业转移工作后，曾有报道提及这样一个细节：一位将公司搬到苏北的企业家表示，他们要采购 200 台电脑和传真机，跑遍县城只买到两台，到市里也寥寥无几，最后只好回苏南配全了拉过去。他认为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苏北服务业发展滞后，二是当地商业意识淡薄。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局面正在发生变化。这两年，一度被排除在‘苏南’行列之外的南通频繁获得利好消息——先是南通新机场规划被列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被外界视为将成为上海的‘第三机场’；而后，‘大通州湾’也有了新进展，打造‘世界级大港’的雄心勃勃。不久前开通运营的沪苏通铁路，结束了上海与南通之间不通铁路的历史，提上日程的苏嘉甬铁路，还将进一步开辟南通通往浙江的线路。
盐城的发展步伐也比以往更大。它提出了一个‘环黄海生态经济圈’的构想，希望与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甚至朝韩沿海城市共同合作发展。苏中、苏北城市的加速‘崛起’，为苏南城市提供了加强合作的良好契机。
在短短半年内，苏州、无锡、常州相继将目光投向北方，从被动转移转向主动合作。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先后与南通、宿迁等城市展开合作，无锡也与南通进行了密切接触，常州更是提出与泰州一道，纵向划定江苏新的‘中轴’。
可以预见，多年来备受关注的‘苏南模式’的‘第三次转型’，在当下迎来了绝佳时机。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对外资的高度依赖已成为苏南三市发展的瓶颈。作为苏南对外的‘门户’，苏州自 2014 年起就进入外资利用的‘下降通道’，在外界看来，这种趋势还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在张为付等人看来，基于比较优势法，一种合理的推测是，未来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将逐渐从苏南向苏中、苏北转移。苏南、苏北的要素变化情况，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趋势。有统计发现，若考察江苏各个地级市 2009 年至 2019 年 GDP、一般预算收入、资本总量、小学生人数等指标的增幅，宿迁成为‘增长冠军’；不仅如此，苏北总体增长超过苏南和苏中地区。这意味着，江苏省内的区域发展差异正在逐步缩小。
而在小学生人数指标上，徐州、宿迁等苏北城市小学生人数 10 年间分别增长 82.% 和 53.8%，在江苏省内分别位居第 2、第 4 位。这表明苏北城市在迎接产业进一步转移方面，可能拥有更多的人才储备。
苏北、苏中城市的‘追击’，对苏南城市而言，既是发展的动力，也是重构产业优势的基础。今年初，苏州市委书记蓝绍敏就曾提出，苏州要‘东看上海、西看南京、南看深圳、北看南通’，南通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苏州发展的‘标杆’。
而在上月举行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长三角被赋予了新的目标，即‘集合科技力量，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早取得突破’。面对更高的要求，各地都在积极推进提升城市科创能力的部署。例如，6 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传出消息，明确将朝着转设为‘无锡学院’的目标迈进，并有望进一步向无锡大学转设发展。
对于向来被认为‘一盘散沙’的江苏城市来说，要保持‘苏南模式’在全国的突出地位，还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以‘一盘棋’的格局重新谋划发展。正如张为付等人所说，每个省份就如同缩小版的中国，只有在内外循环的双重驱动下，省内经济才能强劲有力地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