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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城市的单体发展已现局限，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格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指出，此时应提出城市圈概念，进而形成经济圈，最终构建以大都市为核心的都市圈。
自 2018 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一体化”“打破行政壁垒”等理念备受关注。过去一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扶正”成为重大突破。继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增长极后，中国西部正式启动建设新增长极。在“十四五”新发展阶段，成渝这对“欢喜冤家”该如何处理“新关系”？
成渝“一城独大”现象剖析
坊间常言成渝存在“一城独大”现象，这在未来发展中是否需要改善？陆铭认为，成都以及上海、北京等城市，虽为行政管辖范围，但实则是都市圈。中心城区人口增长受限后，会带动周边郊区和邻近中小城市发展，形成都市圈。这在国际上是大城市发展的普遍经济规律，即中心城区带动其他中小城市发展。在中国，这些区域被界定在地级市或直辖市范围内，看似“一城独大”，实则是多个城市的组合。
就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而言，成都和重庆自身要发展壮大，进而带动周边。然而，成都和重庆地理位置“又不够近，又不够远”。若距离更远，如成都和西安，便不存在双城经济圈问题；若更近，如相距三五十公里，就会连成一片。解决之道是增强连通性，促进物流、人流、信息流，逐步在双城经济圈形成两个重要的双城格局，且相互分工、协调发展。例如，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成渝之间在规划上有更多协调沟通。
成渝与周边城市关系解读
在成渝与周边城市的关系中，常提到“双核独大，两翼不振”，该如何理解？陆铭表示，双城经济圈形成的双核很强，人口和产业密度呈梯度下降实属正常。所谓“两翼不振”，反映了对经济发展的传统理解。制造业和服务业大量集中在重庆和成都的中心城区，制造业在哪里，人口就往哪里聚集。
那么，两翼如何“振”？陆铭强调要看人均。重庆成都之外人口减少后，当地可发展大农场农业或旅游业，产值上升且人口减少，人均就会提高。中心城区集中制造和服务业，外围可提供旅游等休闲产业，中心城区的人可到周边一小时车程的地方休闲，周边地区还可承担会展、居住等产业。但不应在每个地方都建工业园，“两翼不振”这一概念本身需要反思，这是传统最大化本地经济规模的思维方式。未来，不同地区应更注重缩小人均差距，而非总量差距。
成渝城市的竞争与合作探讨
成都和重庆发展阶段相似，支柱产业也有重叠部分，如何看待这两座城市的竞争与合作？陆铭指出，若政府仍采用直接招商引资的发展模式，产业同质化竞争难以化解。常说相互分工，但结果往往是你要汽车我也要汽车，你要旅游我也要旅游。解决此问题需转变政府职能，从直接招商引资转变为创造招商引资条件、改善营商环境。
成都和重庆应考虑的不是两个城市之间的竞争，而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内对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缩小与它们的发展差距。为此，需抱团取暖，在构建双城经济圈过程中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促使两地政府从竞争走向合作。例如，在长三角内部，城市举办区域性或全国性论坛展会相对容易，但在西部，成都和重庆各办各的则较难。可联合举办西部论坛或展会，今年在成都，明年在重庆。当政府进行服务于招商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时，恶性竞争问题将迎刃而解。政府应共同开展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如轨道交通；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如展会、活动；政策协调，包括招商引资政策等。
在中国经济现阶段，成渝既要面向全球化，又要成为国内第四极，在此格局下，两座城市应走向双城合作，而非竞争模式，且政府职能转变宜早不宜迟。坦率而言，长三角正推进一体化，上海要打破与其他城市的边界，苏州也在全面对接上海，若重庆和成都跟不上，差距将越来越大。
成渝产业发展模式分析
成都和重庆还能发展相同产业吗？陆铭认为，如果有两家龙头企业，一家选在重庆，一家选在成都，各自让配套企业在周围集聚，这是可行的。例如上海嘉定有一汽大众，临港有特斯拉，特斯拉带来众多上游配套企业，上海在半径 100 公里不到的范围内有两个汽车生产中心，与重庆和成都的情况类似。
但此事基本由市场主导，政府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如特斯拉落地时，青浦土地管制较紧，临港新城土地相对宽松且靠近港口，符合特斯拉出口需求，特斯拉便选择在临港落地。这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
若只有一家企业做汽车，必须在重庆和成都选一个地方落户，较良性的状态是一个城市专注做汽车，另一个城市做其他产业，分工自然形成，此过程也是企业主导。或者两家龙头企业同时选址，是在一起还是分开，应由企业自主决定，政府不应强行干预，避免陷入“你免税我也免税，你补贴我补贴”的双输格局。
陆铭认为，应转变发展思维方式，给予企业选址更多灵活性，有助于形成双城之间的协调和分工。从第三方观察来看，重庆产业结构更偏向重工业，成都则在大学资源、文体产业、动漫软件等方面具有优势。当前产业格局存在重合现象，但从另一角度看，若适当放开市场，未来可能走向分工。若不放开，将导致恶性竞争。因此，政府应共同做好招商引资过程中的统一税收、土地统一规划、交通基建等内外联通工作，其他方面可适当放松。
政府职能转变与时代发展需求
当下经济发展是否到了政府要转变职能的阶段？陆铭表示，经济发展阶段不断变化，政府不能用旧职能适应新方向。中国服务业比重将越来越高，但地方政府仍过度关注制造业。实际上，制造业也在向服务化转变，如工业设计，不仅要有工厂，还需考虑服务人才的集聚，如大数据分析人才、工业设计人才等。
如何吸引这些人才留下来？涉及住房、教育、空气质量、消费活力、服务多样性等方面。如今，中国城市间比拼的是综合生活品质，已非单纯依靠低成本竞争，政府思维需转变，要与时俱进，具有前瞻性。
宜居概念的探索与实践
很多城市意识到宜居的重要性，但宜居概念仍需探索。一些城市在新区建设大马路、大公园和宽阔绿化带，增加蓝绿空间占比，这能代表宜居吗？陆铭认为，若将大城市宜居简单理解为宽马路、大公园，未来必然失败。在服务业为主、创新为主、科技产业日益重要的阶段，人口密度至关重要。此时，城市宜居和绿化应具备高密度办公楼和街区，点状分布公园，办公和住宅合理配比。
这样可实现职住平衡，如科技园工作的未婚青年可住在旁边公寓，上班近，加班后能快速回家休息，适合创新科技园区。大城市还有许多新的绿化方式，如在楼宇阳台、屋顶、外立面布局绿化。
大城市的宜居与小城市不同。大城市要探索不危害生态、产业发展和服务业发展的宜居道路；小城市功能各异，如旅游城市公园可能较大，有大面积低密度社区满足高收入阶层居住需求。对于成渝地区，成都的娱乐业、文创业等基础良好，若城市空间变为低密度，城市将失去活力。
在考虑城市宜居时，还需关注代际变化。城市规划设计话语权多掌握在 60、70 后手中，而城市建设是为未来服务的。到 2035 年，90 后 45 岁，他们的需求与 60、70 后不同。90 后因大城市房价高，可能接受小房子，但希望有丰富文化娱乐消费，如市中心的咖啡、唱 K、旅游等。重庆和成都在生活方面有优势，不应忽视，要避免模仿广州、深圳等城市已在改进的公共服务短板，而应关注 90 后的需求，设计适合他们的城市。
高密度与城市治理管理能力
发展高密度是否更考验地方治理管理能力？陆铭认为，高密度更有利于城市管理。以路灯和窨井盖为例，在高密度地区，窨井盖损坏，旁边城管大队能迅速维修；在低密度地区则难以做到。近期研究表明，高密度街区可提高公共管理质量和效率，需重新理解城市发展机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建议
陆铭认为，“十四五”期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着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硬件方面，要进一步加强连通性。目前成渝车流量在全国不算多，需从人流、物流、车流、信息流等方面加强连通性。二是软件方面，要建立跨省界的协调机制。上海通过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打通相关问题，并设有统一规划办公室。成渝地区也需研究解决行政边界对市场一体化的分割问题，建立跨地域的规划和协调机制，不能仅靠普通联席会议，要明确落实到具体问题。
例如，需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未来人口规模、产业用地和居住用地数量，确定两个城市之间及每个城市单体内部的轨道交通建设方案，协调公共服务等。最后，人口流动要顺畅，成都和重庆之间应户籍互认。如在成都投资，孩子上学问题能得到解决，这才是真正的双城经济圈。珠三角（特别是广州）已在探索城市群内落户异地累计年限互认，成渝地区需更超前，才能缩小差距，否则差距将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