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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高度崇拜”正逐渐走向瓦解。自去年起，一系列针对城市超高建筑的新规相继出台，对 50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更是明确要求“不得新建”，限制愈发严格。这使得超高建筑纷纷“削尖”，多地比照“第一高”修建的摩天大楼最终高度大多定在 500 米（或 499 米），上海中心大厦也因此显得格外孤独。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网红城市展现出另一种趋势：以高层建筑作为城市地标的观念已“过时”，那些更适合在智能手机屏幕传播的建筑，成为了城市的“有效传播者”。阿那亚便是新一代“地标玩家”之一，几年前，“全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让阿那亚一夜爆红，改变了人们对城市地标固有印象。如今，阿那亚每年 40 万的打卡人群和 1250 元的人均消费，都在警示城市：传统追求超高地标的思维该转变了。
“微地标”时代
2010 年，后奥运会时期的北京面临新课题：步入国际视野后，如何进一步建设世界城市？当时北京首届世界城市建设国际论坛上，有观点主张打造类似纽约帝国大厦式的地标，作为北京现代商业文化象征，但也有质疑声，认为北京不需要这样的地标，其代表的商业文明与北京历史底蕴和文化特质不相符。
然而，如今摩天大楼已成为城市“标配”。据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CTBUH）发布的《2018 年高层建筑回顾报告》，2018 年中国各地建成 88 座 200 米以上摩天大楼，占全球总数的 61.5%；全球 200 米及以上高层建筑总数达 1478 座，中国拥有 678 座，占全球总数的 45.9%。
某种程度上，摩天大楼体现了初次走向世界的中国城市装点“门面”的热情。曾有媒体描述一个戏剧性情景：2012 年国际知名投资机构咨询报告称世界在建摩天大楼尚无宣称超哈利法塔的，不到半年长沙就传出要建 838 米高“远大天空之城”，比哈利法塔还高 10 米。
业内人士分析，地方政府认为“第一高楼”能提升城市形象、拉动经济、提升政绩，在这些因素推动下，多地掀起建设摩天大楼热潮。但“第一高楼”规划和建设周期动辄超 10 年，经济效益与投入成本落差大，参与门槛提高，10 年前有关摩天大楼的反对意见开始占上风。
那些更小尺度的建筑开始担当城市标志物。回顾近几年网红城市，重庆洪崖洞、长沙文和友等都不是城市天际线最高点，“第一高楼”受关注度下降，而一个书店、买手店或咖啡店却能让城市受追捧、登上各类排行榜。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庄宇指出，在众多小尺度层级上，环境局部变化成为可感知的“微地标”，如老建筑山墙上的艺术画、街头公共艺术品、街道家具等，成为城市融入市民生活且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被赋予新意义。
“分布式”城市
为何“第一高楼”失去了往日光辉？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在《场景纪元》中用场景理论解释流量变化。在智能终端加速建构下，数字化改造后的人呈现出不同特点：数字审美成主流，在更强流动性中，定义与表达自我更重要；数字生活方式带来大量离散需求，“千人一面”变为“一人千面”；在个性化、多元化改造下，“意义寄托”需求高涨，微观网络重构人与人联系。
这种变化对城市建筑提出了不同要求。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翔宁分析阿那亚“流量密码”时发现，网红建筑出现不成文“标准化”模版：要有大平台便于拍照、有容纳风景的窗户或开孔作为照片背景和光源、有相对较大空间让人产生与日常生活抽离感等。
在此情形下，为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提供定位的超高建筑失去优势。其庞大身躯难以挤进智能手机屏幕，周边高楼还削弱其独特性和美感，只能在城市宣传片中留剪影。此外，一座城市仅有一座的“第一高楼”，难以匹配日趋多元化的城市发展方向。
数十年前，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指出，城市规划重要问题是如何综合不同用途、生发足够多样性以支撑城市文明，城市多样性源于有效聚集经济资源，这是与小城镇最大区别。如今城市多样性走向“爆炸”，人的多元化带来需求多元化，小众、边缘文化成为新经济业态，带动增长。大量建筑成为热门场所，小众文化依赖场景诞生、发酵、传播，小众场景成为地标建筑，与小众文化共同发展。安迪·沃霍尔的“15 分钟成名”理论在建筑领域上演，城市地标从少数庞然大物演变成无数小而美精品建筑，分布在城市角落，共同定义城市，吸引人流和资源。
反高度崇拜
事实上，现有超高建筑运营存在诸多问题。今年初，广州塔旅游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 A 股上市，广州塔作为全国第二高建筑，开业初期多年财务不佳，2015 年才首次扭亏为盈，塔身广告位使用权是重要收入来源，2020 年 7 月底以 1.76 亿元拍出，使用期限 5 年 4 个月。
控制成本也有问题。报道称，420 米高的上海金茂大厦，建造投资成本高达每平方米 2 万元，每天管理费和维护费超 100 万元，即便两架擦窗机不停擦，擦完一遍也要一年。
各种隐患也困扰着超高建筑。2 个月前，总高 355.8 米的深圳赛格大厦突发晃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表示，超高层建筑安全虽总体无大问题，但大型工程可能出现超出对现有自然规律认识的情况，作为复杂理论问题，至今未完全解决。一般建筑中普通问题，在超高层建筑中可能成特殊问题，防火、防雷、防震、防风、防腐蚀、防塌陷等，任何一个问题发生，对超高层建筑都可能“致命”。更何况还有充满“玄学”的“劳伦斯魔咒”，让摩天大楼多了一重“反向营销”意味。
不妨回顾地标经典案例——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一种分析认为，其成功在于转介和聚集各方面力量于最终物质实体，表现为建筑效果，作用于城市空间与人。建筑学家肯尼斯·弗莱普顿曾用“城市针灸”概念形容通过小规模介入改善城市整体机能的城市更新方案。我们应以“城市针灸”重新思考地标建筑作用：它们要带动区域乃至城市发展，起到“定盘星”作用；更要像“针灸”一样，找准病灶，综合研判，手法精细，对症施“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