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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近期掀起了新一轮高校建设浪潮。就在不久之前，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预计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学。该校首批开设的专业极具针对性，包括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制造工程等本科专业，以及先进材料、智能交通、微电子等 15 个硕博士专业。
与此同时，更多港澳高校表现出对在广东办学或设立研究院的兴趣。例如，深圳前海管理局与香港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支持香港大学（深圳）高等法律研究院的发展；香港岭南大学也在其 2022-2025 年度策略发展计划中提到，将在财政支持充足的情况下，探讨于大湾区或其他内地城市设立合作校园的可能性。
这一轮大湾区高校建设行动，无一例外都是港澳高校与湾区城市的合作成果。通过大学间的联动，一个覆盖科技与产业的网络正在加速构建。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曾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分析硅谷的成功，指出教育重视和科技人才的紧密联系是其关键因素。而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认为，大湾区如今选择的路径与硅谷相似，第一步是‘修路’，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今，高校互动推动了广东‘道路’建设迈向第二阶段，这将通过人员流动进一步提升软硬件联通水平。
起锚点
大湾区高校的整体实力究竟如何？答案并非那么简单。如果单看广东本地高校，其水平似乎难以匹配经济第一大省的地位。在今年 2 月公布的全国第二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广东仅有 8 所高校入选，其中广州占 7 所，深圳仅 1 所。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北京的 23 所、江苏的 16 所和上海的 15 所，甚至与四川持平。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广东省内高校分布不均。广州市占据了绝大部分优质教育资源，而经济体量最大的深圳市，由于历史原因，直到近年才开始发力高校建设。珠三角其他城市中，珠海勉强算是第三极，而非珠城市区的高等教育资源则显得尤为薄弱。例如，潮汕地区拥有 1500 万人口，却仅有 3 所高校。
相比之下，港澳高校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广东高等教育的短板。在深圳市政协网站发布的提案中提到，香港自 1996 年起实施的“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以重点资助个别高校发展“拔尖”学科。多年来，香港的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的比例超过 15%。根据最新发布的 QS2023 世界大学排名，7 所香港高校上榜，其中 5 所进入前 100 名，且多所高校排名较上一年有所上升。
澳门高校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目前已有 2 所澳门高校进入 QS 榜单。因此，天秤的两端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边是高校云集的港澳地区，另一边是仍在追赶中的广东城市。
如何利用港澳较小的体量辐射整个大湾区？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将高校引入广东。香港浸会大学是最早注意到这一匹配度并付诸实践的机构之一。2003 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后，浸会大学于 2005 年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在珠海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 -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S）。十年后，港澳高校与广东城市的互动明显升温。2014 年，香港中文大学与深圳大学合作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短短五年间便成为广东省内录取分数最高的大学之一。
除了广深珠三大城市，地级市也在积极争取香港高校资源。例如，东莞透露香港城市大学将在其设立第二校区；香港理工大学则在佛山签约建立广佛校区；香港公开大学也在肇庆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加上最新消息中的香港岭南大学和香港大学，香港 7 所 QS 上榜高校均已涉足广东市场。澳门方面，则主要聚焦珠海，如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已在横琴新区布局，为“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互补性
港澳与广东高校的互动，核心在于打破彼此独立发展的格局。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文龙曾对比旧金山和粤港澳两大湾区的创新经济发展，发现旧金山湾区内的 30 所大学和 5 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虽然数量较少，但在推动创新经济方面表现突出。究其原因，旧金山湾区内的五个区域均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形成了高水平的大学集群，这种“多中心互补组团式”的发展模式，为湾区创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反观粤港澳大湾区，知名研究型大学呈散点式分布，彼此间的学术交流、人才流动和就业创业合作相对独立，难以形成协同效应。对于港澳高校而言，拓展内地市场的需求同样强烈。一方面，港澳高校受限于土地资源有限，发展空间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内地快速发展的产业为港澳高校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场景和合作机会。
例如，暨南大学教授胡刚提到，澳门大学在珠海横琴的新校区面积扩大了 20 倍，新建筑林立，俨然形成了一座“大学城”。同样，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郭毅可也曾表示，他们正在珠海部署一批大科学装置，以弥补香港在科研设施上的不足。
从另一个角度看，广东的产业发展也为港澳高校提供了机遇。回顾加州大学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与大学扩展息息相关。硅谷的崛起催生了加州大学系统的扩张，使其成为全球顶尖大学体系。类似的动态也发生在广东。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庆年指出，香港高校国际化程度高，但其发展受制于本地产业结构单一，以及英美高等教育传统的影响，未能完全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而内地高校则更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双方的合作契合点逐渐显现：深圳的技术创新经验可以为香港高校的科研工作提供素材，同时香港的优质教育资源也能缓解深圳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
第三极
自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提出以来，其肩负着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重要使命。外界普遍认为，全球湾区经济的成功离不开活跃的创新因子驱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大湾区也因此获得了诸多新称号，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第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
然而，如何让大湾区像硅谷那样充满活力，并在密集互动中持续产生创新火花，始终是湾区发展的关键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硅谷的成功源于文化的多元化。胡刚举了一个例子：硅谷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受限制，形成了真正的国际社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汇聚一堂，信息快速流通，观点频繁碰撞，使硅谷的企业能够迅速迭代升级。
在全国范围内，大湾区具备极高的文化多样性。关键在于如何让这些多元文化相互交融。正如硅谷的成长路径，大湾区的第一步也是“修路”。过去几年，大湾区几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城市间的互联互通。截至目前，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已投入使用，深中通道、深江铁路通道等项目也在加速推进。城际铁路进一步提高了资源流动效率，“十三五”期间，大湾区城际铁路总里程达到 476 公里。
数据显示，2019 年和 2020 年，广东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实现了 22.3% 和 11.6% 的增长。然而，提升“面子”容易，强化“里子”却更具挑战性。在胡刚看来，当前粤港澳高校的互动标志着广东“道路”建设进入了第二阶段。其背后逻辑在于，更多人员将跟随高校的脚步加速往来，从而构成硬件建设完成后提升软件联通性的实体载体。
与硅谷少数高校牵头形成的巨型大学系统不同，大湾区的高校网络更为复杂。不仅涉及更多城市和学校，还形成了更多的互动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一些新的设想应运而生。例如，港科大（广州）候任校长倪明选提出，不同于加州大学的分校模式，港科大正在探索一种“双校互补”模式，通过推动港科大（广州）侧重交叉学科研究，解决过去跨学科合作中“谁来主导”的难题。此外，“两校独立的财务系统与奖励体系有助于减少科研利益冲突，促进双方有效合作”。
教育学者熊丙奇则提醒，大湾区在打造“国家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试验区”的过程中，还需解决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例如，是否能够进一步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推进现代治理结构，形成清晰的办学定位。最重要的是，不应急于求成，期望大学短期内为当地产业提供直接帮助，而是要着眼长远，回归大学人才培养的根本功能。
更远大的目标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与美国、欧洲并驾齐驱的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的“第三极”。大湾区有能力成为这一突破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