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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从台积电离职的张汝京与汉鼎亚太风投徐大麟，怀揣在香港推行“硅港”计划的愿景，向港府提出土地需求。然而彼时香港“数码港”计划转向地产项目，出于对出现第二个“李泽楷”的顾虑，港府未同意拨地。
而上海则以近乎免租的土地及优惠税收条件吸引了他们，项目落地后发展成如今的“中芯国际”。如今，中芯国际已成为全球前五大晶圆厂，为上海带来半导体产业群，催生了高附加值制造业岗位。
不过，香港官员对此似乎并不惋惜。一位后来身居高位的香港官员当时表示，在一些用地多、用人少、增值不高的行业，香港竞争条件欠佳，所以尊重他们的决定。
或许只有香港认为半导体产业“增值不高”。香港和“亚洲四小龙”其他成员一样，靠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了第一桶金，但香港凭借背靠内地的优势，通过转口贸易和金融生意，仅靠第三产业就能保持繁荣。
1996 年，广义贸易业取代制造业成为香港第一产业，到 21 世纪，香港人均 GDP 在四小龙中仍保持突出。而不具备香港独特优势的其他“三小龙”，显然离不开制造业。韩国为使产业链升级，采用了 OECD 国家中最长的工作时长；新加坡受独特文化影响，努力保留第二产业；中国台湾也在思考如何在价值链中获取最大利益。
1992 年，时任台湾宏碁电脑董事长施振荣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要增加企业附加价值，不能只处于曲线底部的组装、制造位置，而应向左端（研发、技术）或右端（品牌、服务）迈进。
彼时，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人口众多、发展压力大，同样需要加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以解决社会问题。在亚洲“四小龙”数十年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后，中国大陆产业带也在这数十年间开启了在全球价值链条上的进阶之路。
迈向“世界工厂”
尽管已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可自主选择未来路径，但后来国家进入全球分工体系时，人口红利往往是关键因素。
1978 年 7 月的一个傍晚，香港商人张子弥在东莞县第二轻工业局领导陪同下，走进了“太平服装厂”。原籍上海的张子弥确认合作意向后，拿了些半成品配件，询问时任业务负责人唐志平能否比照样品制作。唐志平通宵和厂里技术员复制出欧洲风格手袋，第二天早晨交给张子弥，张子弥满意后决定合办手袋厂。9 月，太平手袋厂获得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牌照，编号为“粤字 001”。
太平手袋厂的开工生产，标志着“三来一补”模式正式诞生。在资本积累匮乏的情况下，该模式下生产设备、原材料和来样由外商提供，外商还负责产品外销，因此很快成为沿海开放地区吸引外资的主要方式。
1996 年，太平手袋厂在竞争中结业，但东莞外贸在前一年达到历史最高值，外向依存度达 433.8%。除港商外，台商和外资也陆续向中国大陆投资，1995 年诺基亚落户东莞，投资领域逐渐向电子通讯、五金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领域转变。
在充足、廉价、高效的劳动力和开放便利政策加持下，中国向世界工厂迈进。仅深圳横岗，到 2003 年仍有 562 家“三来一补”企业，虽比巅峰期减少 300 家，但当年结汇仍超 5000 万美元。2010 年，中国为世界代工生产了 68% 的计算机、70% 的手机、80% 的空调以及 65% 的数码相机。从更宏观角度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不断飙升，2010 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然而，人口红利期终有尽头，加上土地资源紧张、能源短缺，“三来一补”模式于 2012 年退出历史舞台。回顾发展“三来一补”的历程，虽有无奈之处，但它让劳动力融入全球生产链路，使沿海村镇成为工业重镇，部分地区培育出产业集群，为中国实体产业的下一次跃迁积蓄了能量。
兑现“产业链红利”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沿岸原本分散的代工厂逐渐扩张成产业带。在东莞，一小时交通圈内，可通过众多生产企业快速配齐一部手机 95% 的零部件。此外，晋江的体育器材、绍兴的纺织制品、义乌的小商品等领域，中国制造业形成了全球最大生产规模，附加值较高的家电产业也不例外。
中国家电业起步于 1980 年，通过仿制日本三洋生产出第一台电冰箱。此后，中国家电企业通过“技术换市场”策略，突破技术瓶颈，积累先进技术，形成庞大完整的产业链条。产业链集群降低了成本，中国家电凭借高性价比打开国际市场。2011 年，中国家电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大关，2012 年，海尔收购日本三洋的冰箱业务。
同年，小米手机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2011 年 8 月 16 日小米第一场产品发布会上，雷军展示手机配置并科普，在与同配置产品对比后，小米定价 1999 元。三周后，小米首次网上预定卖出 30 万台，第二次卖出 10 万台，彼时苹果 iPhone4 首日销量也不过 60 万部。小米通过高效整合产业链，结束了华强北山寨机时代。
2014 年是雷军和小米手机的巅峰之年，小米凭借红米系列成功出货超 6000 万台，位居全球第三。但依赖产业链红利也有弊端，2014 年小米唯一芯片供应商高通受制裁，需支付更高专利费用，又因惹怒三星半导体，雷军多次前往韩国道歉才解决交付难题。此外，依赖产业链红利易引发价格恶性竞争，中国实体产业意识到研发端差异化竞争和赶超的重要性，一批年轻科技型企业即将登上产业舞台。
初尝“工程师红利”
1980 年，汪滔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父母分别是工程师和教师，他自幼对航模感兴趣。2005 年，李泽湘教授破格将汪滔招至门下，支持他研究飞控系统。次年，汪滔创立智翔科技，在深圳不到 20 平米的仓库内开启创业之路，数年后公司因“大疆”而闻名。
2008 年，汪滔受玩具启发制作出简易操作的多旋翼自主飞行系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款高精度云台。在影像板块，与合作方 GoPro 合作时利润占比苛刻，这让汪滔意识到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于是提议大疆自主研发无人机配件并申请专利，打造自己的产业链。大疆一半员工为工程师。
2013 年，大疆成功研制出第一代拍摄无人机“大疆精灵”，该产品问世后助力大疆拿下全球非专业无人机市场 70% 的份额。2021 年，大疆累积申请 4600 多项专利，位列全球国际专利申请排行榜第 29 位。汪滔的远见让大疆在面对美国制裁时，美国难以有效制裁，只能封锁自家军队使用许可。
在芯片领域，2016 年成立的长江存储初始技术源于欧洲，避免了美国制裁。存储芯片领域长期依赖进口，长江存储在成立六年后的 2022 年推出 232 层三维闪存，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望扩大全球市场份额，成为中国芯片企业突围典范。和大疆一样，长江存储的逆袭得益于中国工程师红利的兑现，除中国大陆培养人才外，还有 3000 名芯片人才回国助力。
过去，这些人才在中国本土产业链中难以施展才华，如今中国产业带不断发展，从利用人口红利做代工出口贸易培育产业土壤，到利用产业链红利出海夯实产业链基础，最终为工程师们提供了施展舞台。中国产业带在新兴产业领域表现出色，如新能源和互联网领域，但在新领域开拓方面仍有待提升，直到数字化新出海时代，产业“颠覆者”的角色才逐渐显现。
“新出海四小龙”崛起
2007 年，山东人许仰天从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进入跨境服务咨询公司工作，不久后他发现了跨境领域的商机。最初，他通过开发网站 SheInside（SHEIN 原名）将国内批发的婚纱卖到海外，后将业务拓展至潮流女装。2014 年，为加快扩张，许仰天将总部迁至更靠近供应链的广州番禺。
SHEIN 通过自有平台前端链接用户，利用流量反馈决定库存增减，实现潜在机会最大化，在海外年轻人中迅速走红。2021 年 5 月，SHEIN 超越亚马逊，成为美国应用商店下载量最高的购物 App，此后一直稳居首位。SHEIN 不仅能通过互联网快速锁定需求，还打造了数字化生产端，生产交付周期缩短至 5 到 7 天，远超 ZARA。在 ZARA 每年上新约 1.2 万款的情况下，SHEIN 一年的 SKU 可达 15 万个。SHEIN 虽未上市，但估值已达 1000 亿美元，超过 ZARA 母公司。
在欧美公司主导的时尚快消行业受到 SHEIN 冲击之时，一家中国公司也在以互联网算法为武器，在社交应用领域崭露头角。2015 年，“今日头条”开启全球化部署，创始人张一鸣多年坚持学习英语以便工作交流，但前期产品出海效果不佳。直到收购 Musical.ly 并与 TikTok 合并后，局势才改观。TikTok 通过精准识别用户内容喜好，培育多元内容，满足用户偏好，全球化扩张迅速，成为全球下载次数最多的非游戏类应用。据预测，TikTok 2022 年广告收入将达 110 亿美元，超过竞争对手 Twitter 和 Snapchat 广告收入总和。
如果说电商出海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高速公路，那么金融出海则是加油站。2016 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总额达 6.3 万亿美元，跨境支付成为重要环节。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曾是华尔街精英的陈宇，在得知跨境电商收款成本约占销售额的 2% 后，捕捉到商机。2014 年，他与合伙人在美国创立 PingPong，瞄准跨境支付赛道，提出“更懂中国卖家”的口号。
2004 年美国支付公司 PayPal 进入中国，垄断收款市场，中国卖家需支付高额费率。2016 年，PingPong 金融推出“跨境支付手续费 1% 封顶”，引发行业震动，PayPal 被迫调低手续费至 1%。针对跨境贸易回款账期长、资金周转慢的问题，2017 年 PingPong 发布“光年”支付产品，电商平台出账后 PingPong 即刻入账，商户可提前 3 – 7 天提现。截至 2021 年末，PingPong 交易规模超五千亿人民币，日交易峰值达 5 亿美元以上。
这一时期的中国新出海企业，如 Tik Tok、PingPong、SHEIN 等，都带有互联网基因，其出海打法是通过数字手段分析用户需求，在供应链迅速匹配供给，体现数字化与行业结合能力，传统出海赛道企业如菜鸟也采用了类似打法。
过去，中国跨境卖家订单小且不稳定，跨境物流需求难满足。但在产业带区域内，菜鸟通过数字化能力将分散需求整合为“标品”需求集合，匹配物流服务，集约化满足卖家需求。同时，菜鸟在海外“硬”基建方面发力，建立多个物流核心节点，如列日站点面积逾 20 万平方米，提升了数字化跨境物流效率。2021 年，菜鸟国际业务占比达 57%，日均服务跨境包裹量超 500 万件，与国际物流巨头同处一个梯队。
SHEIN、Tik Tok、PingPong 和菜鸟四家出海企业成为时尚快消、移动应用、跨境支付及跨境物流四个细分赛道的超级独角兽，虽未上市，但估值和行业颠覆势能令人瞩目，如同当年“亚洲四小龙”借助西方制造业外迁实现超越，如今这四家企业正凭借数字化和行业结合的新动能超越往日巨头或开辟新竞争道路，被称为“新出海四小龙”。它们的诞生得益于中国前三个阶段的积累，使中国产业带完成了从全球供应链跟随者到追赶者，再到颠覆者的角色蜕变。
未来指向标
上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对“开放促发展”基本认同，但在开放方式上存在争议。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主流观点主张“休克疗法”式一步到位开放，而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更倾向渐进式开放。
实践证明，东亚模式更成功。东欧、拉美地区以“华盛顿共识”指导开放，因未妥善应对外部冲击陷入发展停滞，而亚洲“四小龙”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提供了范例。
当前，全球化受到疫情、地缘、本土主义等因素干扰，但代表交流、融合的全球化道路仍将在更长时间内向前发展。如同亚洲“四小龙”为后来者指引方向，中国的“新出海四小龙”或许也会为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实业家和出海者提供宝贵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