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计 1790 个字符，预计需要花费 5 分钟才能阅读完成。
国内手机品牌在海外市场的征战已屡见不鲜。华为于欧洲市场重新诠释高端手机概念，小米在亚洲低价手机领域表现出色，传音手机则另辟蹊径，避开竞争激烈的亚太和欧洲市场，凭借独特的本地化适配在非洲市场崭露头角，一度占据 38% 的市场份额。
这些国产手机能远销海外，自有其独到之处。但在某些国家眼中，它们成了眼中钉。此前，印度执法部门以洗钱嫌疑为由，突袭了 vivo 及相关企业在印度多地的办公场所。尽管当地执法部门为此次搜查找了诸多理由，但这已是印度今年第三次对企业进行“突击检查”，在 vivo 之前，华为、小米也都遭受过相关部门的突击检查。
今年 4 月底，印度执法部门扣押了小米在印度公司约合 47.9 亿元人民币的资产，还指出小米违反印度海关法律，要求其补税。这只是印度科技数码领域畸形发展的一个体现。
从人口角度看，印度是极具潜力的新兴市场，专家预计 2022 年印度人口将达 14.07 亿。然而，印度智能手机用户规模约 7 亿人，其中大量用户使用运行 Android Go 的低端手机，对智能手机品牌而言，印度市场颇具发展潜力。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印度，高端高科技人才大量外流，即便留下的也多从事外企技术外包，几乎没有选择发展本土科技、数码企业的高科技人才。
为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印度政府从法律法规与政策入手，提高外国企业在印经营成本。提高电子产品进口关税是常用手段。自 2017 年起，印度多次提高电子产品关税，不断修改“电子产品进口”定义，从最初限制海外品牌整机进口，到后来规定不断收紧，海外手机企业不得不赴印设厂，将生产环节置于印度境内。
这里说的是“海外手机品牌”而非“国产手机品牌”，原因很简单，印度这种“扣羊慢薅”的行为并非只针对中国手机品牌，iPhone 也未能幸免。从 iPhone 4 到 iPhone 13，多款在印度热销的 iPhone 手机都被迫在印本土生产。2022 年第一季度，印度本土代工厂使 iPhone 产能提高 50%，这些在印生产的 iPhone 在当地销售，为苹果换来更优惠税务政策。不少国产手机品牌也如此，如小米多年前开启“Made in India”计划，OPPO、vivo 等品牌也陆续将相关产业转移至印度，利用政策换取税率优惠，降低生产成本。
从这个角度讲，国产手机在印度市场发展受阻是出海必经阶段。虽直接扣押财产的做法令人不齿，但 vivo 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遭此不公的企业。
国产手机在海外发展受阻，从另一角度证明其在全球市场已占据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以至于印度政府无法以正确方式扶持本土企业，只能采取上门搜查、银行冻结等手段对抗中国品牌。
在智能手机设计、制造、销售三个环节中，制造成本相对可控。跨国企业向来有将制造转移至人力成本更低国家以降成本的传统。如某些大型运动品牌的走量成衣、球鞋在东南亚由童工低价生产；全球出货量前五的电脑品牌纷纷在中国设厂，有的甚至将全球总部、研发中心和综合工厂都设在此。
不过，品牌选择在中国设厂并非全因成本，以某电动车企业为例，其中国工厂在产能、品控和综合成本控制方面明显优于德国工厂。
总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将第一、第二产业转移至政策更优惠、综合成本更低的国家很常见。数码产品制造是高度标准化生产过程，对印度市场来说，较低的人力资源成本有助于企业控制整体成本。在保证整体质量的情况下，将部分产业转移至印度，可为国内留下发展第三产业的空间，让国产手机品牌能像苹果一样——Design in China, Assembled in India。
从印度方面看，印度政府深知话语权被国外巨头掌控的弊端，过去十年采取诸多措施扶持本地科技产业。如在税法上给予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在印设计产品与建厂生产，试图重走“以市场换技术”之路。但“市场换技术”需品牌真正掌握技术，这对急于赚快钱的印度来说难以实现。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不仅印度，欧洲与澳大利亚也深陷被国外巨头“垄断”的困境。以欧洲为例，“西方世界”某种程度上堪称“科技荒漠”，因人力成本远高于东南亚，这些国家能与中美科技企业抗衡的只剩金融业和旅游业。虽产业转移情况暂不会在这些国家出现，但它们也像印度政府一样，以税法问题向跨国科技企业开出巨额罚单。
不过，大家都明白这种巨额罚单只是无奈之举。就像美国无法取代 dji 无人机，欧洲无法取代 Google、印度无法取代 TikTok 一样，即便印度频繁上门搜查，其智能手机市场也轮不到印度企业主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