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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VC 的挑战与机遇
近期，美国风险投资家在科技媒体上发表的《传统 VC 的终结》一文，在投资界引发了广泛关注。文中指出，相对于非传统投资机构，VC 投资的科技创业公司比例正逐渐减小。预计到明年，非传统投资机构参与投资的创业公司数量将超过传统 VC。
非传统投资者涵盖成长基金、PE、养老基金、主权基金、投行投资部、家族办公室、对冲基金、企业投资机构等。曾经，这些机构不涉足早期投资，而如今它们的介入，使得传统 VC 的生意愈发艰难。
Crunchbase 的数据显示，今年截至 7 月底，在全球机构领投和联合领投创业公司的情况中，15 家投资金额最多的机构里，传统 VC 仅有 a16z 等一二家排在末尾，其余多为非传统基金，如愿景基金、老虎基金、银湖资本和高盛等。中国的高瓴资本也位居其中，其创投基金 2020 年成立，规模 100 亿元，占高瓴 5000 多亿元 AUM 的比例较小。在中国，类似高瓴的情况较为普遍，2020 年出手超过 20 次的投资机构仅 85 家，却撑起了当年创投市场的三分之一，腾讯投资、华为旗下的哈勃投资、碧桂园创投、上汽集团主导的恒旭资本等 CVC 均有多次出手，阿里、美团、小米、字节跳动等也早已成为一级市场的主力玩家。
传统 VC 的生存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未来 VC 机构若想生存，需向全球化金融机构看齐，产品线不断拉长，如涉足公募基金、债务基金等，这与传统 VC 的定位渐行渐远。例如，源于硅谷的红杉资本，如今不仅有全球性交叉基金，还宣称在创业公司 IPO 后会继续持股数年才考虑退出。延迟退出收益巨大，以红杉投资的移动支付公司 Square 为例，2015 年 11 月上市时估值为 29 亿美元，8 月 10 日收盘市值达 1255 亿美元，不到 6 年涨了 43 倍多。在中国，IDG 资本和红杉中国早已从初期的 VC 扩展到 PE 和并购领域，头部机构还开始介入母基金和公募基金领域，意图享受“牌照红利”。
对于坚持“小而美”的 VC 来说，处境颇为艰难。同行大资本家向后端发展，影响力增大，更糟糕的是，PE 或二级头部机构也盯上了 VC 这块高回报的“蛋糕”。近几年全球创投基金融资数量居高不下，后期基金不断向早期拓展，挤占了传统 VC 的空间。Crunchbase 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传统 VC 融资额虽大幅增长，但市场份额持续走低。早期项目领投中，VC 和小型 VC 分别下降 6% 和 3%，而非传统投资机构（PE 等）增长了 9%。
采访国内三位负责早期投资的资深投资人，他们均感受到后期机构介入的压力。一位人民币基金资深投资经理表示，后期基金对价格不敏感，尽调草率，一些创始人觉得和大基金合作痛快，不像早期机构那样挑剔。另一位专注消费的投资人认为，压力主要来自速度，市场资金多，好项目少，创始人倾向谁打钱快就拿谁的钱，恨不得三天就定。一位美元基金董事总经理称，早期投资人压力增大，每个 deal 都有增加投资的需求，幅度往往超出预期。
近十年来，种子轮、A 轮、B 轮的融资额急剧膨胀，如今早期融资金额与十几年前后期轮次的金额相差无几。这一变化让早期机构措手不及或疲于应对。加拿大早期投资机构 Luge Capital 合伙人 Karim Gillani 表示，基金成立三年来多次调整针对不同轮次的单笔投资金额模型，因价格普遍上涨。募资压力也让 VC 合伙人不堪重负，一位投资合伙人称原来负责投资即可，现在每个合伙人都要出去募资，没时间看项目，甚至考虑拿着手头项目做项目基金。
然而，传统 VC 的前景未必一片黯淡。从大行业方向看，创始人仍偏好拿传统 VC 的钱，因为后期投资增多并未提升创业成功率，反而易使创始人动作变形，这让一些创始人对大机构有所警惕。从领投角度，传统 VC 的次数仍是其他投资机构的三倍。小型 VC 可往前端发展，如今种子期投资机构越来越体系化、专业化，护城河更高。VC 还可加大早期各阶段布局，如启动全球化战略、加快融资节奏（过去平均四年，现在两年）、增加融资额。
风投行业近 20 年一直在变化，近 5 年变化更快，但传统 VC 机构也在同步演进，未曾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