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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推特和 Meta 的大规模裁员引发了广泛关注，国内一些人士对此表示惊讶，甚至质疑硅谷是否缺乏劳动保护。然而，这类讨论大多停留在表面，未能触及硅谷技术生态的深层结构。
作为长期观察者，我早已在 2019 年的文章中详细阐述过这些问题。硅谷的强大在于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其中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尤为突出，而这离不开没有工会的环境。相比其他地区，这里的劳动法相对宽松，这也使得企业能够更自由地调整人力资源配置。
大厂员工的真实境况
首先，让我们聚焦于硅谷的头部企业——所谓的互联网巨头和上市独角兽。这些企业的员工无疑是幸运的，他们享有优厚的薪资待遇和福利。尽管内部仍存在层级差异，但总体而言，能够进入这些公司并获得体面收入的人群，已经是行业内佼佼者。
然而，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成功故事容易让人误以为整个硅谷都如此光鲜亮丽。实际上，硅谷的底层从业者数量庞大，他们的生活远不如外界所描述的那样美好。这些从业者往往难以获得主流媒体报道的关注，因此他们的生存状态鲜为人知。
ICC 员工的艰难处境
其次，不得不提到印度咨询公司（ICC）及其类似的中国咨询公司（CCC）。这些公司实际上是人力外包机构，主要服务于大型科技企业。表面上，它们为员工提供工作签证，但实际上这些员工的待遇与大厂员工相去甚远。
ICC 员工的收入通常仅为大厂同岗位员工的三分之一至一半，且缺乏任何福利保障。他们的工作环境较为艰苦，甚至食堂都有区分，没有股权激励，也没有年终奖。尽管如此，这些公司依然吸引了大量无法直接进入大厂的程序员，因为他们急需一个立足之地。根据 H1B 签证申请数据，ICC 的申请人数远超各大科技巨头，由此可见其规模之大。
值得注意的是，ICC 的稳定性相对较高，因为即使大厂业务波动，外包需求始终旺盛。但即便如此，要在硅谷买房对于大多数 ICC 员工来说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创业公司的高风险与高压力
接下来，我们转向硅谷的另一类群体——创业公司员工。这里聚集了大量怀抱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希望通过加入一家潜力股公司实现财富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超过 95% 的创业公司在成立三年内便宣告失败。即便少数公司侥幸存活下来，其提供的期权往往也毫无价值。
创业公司通常无法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只能通过期权和理想吸引人才。然而，这些期权的价值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实际收益。因此，创业公司员工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的生活压力远高于大厂员工和 ICC 员工。
博弈论视角下的裁员潮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硅谷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显著转变。以往，大厂在裁员时会顾及品牌形象，尽量给予员工合理的补偿。然而，随着市场环境恶化，尤其是美联储加息导致投资缩减，企业不得不重新审视成本控制策略。
在这种背景下，裁员潮的出现并非偶然。当市场供过于求时，雇主占据了优势地位，不再担心人才流失。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推特和 Meta 的裁员行动中，也反映了整个行业的调整趋势。值得一提的是，Twitter 和 Facebook 的裁员方案相对人性化，他们提供了额外的两个月工资作为缓冲期，这对于依赖工作签证的员工尤为重要。
相比之下，Sea 的裁员则显得更为冷酷无情。这或许与新加坡的社会环境有关，作为一个禁枪国家，其社会治安相对稳定，因此决策者无需过多担忧极端事件的发生。
国内的相似趋势
在国内，类似的裁员现象同样屡见不鲜。如今，任何形式的裁员似乎都不再引发公众强烈反弹，只要补偿合理，企业声誉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这种现象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
进一步思考，我们可以借助博弈论来理解这一现象。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博弈。当劳动力供过于求时，雇主占据主导权，员工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待遇。反之，当劳动力短缺时，员工的地位将得到提升。
因此，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扩大市场需求，吸引更多资本流入，营造更加宽松的创业氛围。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
综上所述，硅谷的技术生态远比表面复杂得多。无论是大厂员工、ICC 员工还是创业公司职员，每个人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奋斗着。理解这一生态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它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制度、文化和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