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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店买药，常能发现有趣现象：同一条街的两家药店，同一种药价格却大不相同。这并非奇特的竞争策略，而是政策反复试错下的产物。药店作为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医疗环节，既受政策严控，又受市场热钱青睐。过去两三年，连锁药店经历超级扩张，成为疫情期间线下零售的亮点。老百姓关心的是，药价会降低吗？
起步：另一种集采
买药的“正规渠道”主要有三种：以医院为主的官方医疗机构、线上药房、院外药房（后两者统称）。连锁药房的首次高速发展源于新医改前的“以药养医”。三明模式推广前，医院抬高药价获利，财政部都觉得医院药比药房贵，导致处方外流，推动药房发展。同时，药品集采出现，以国家为单位统一采购，降低医院药品价格，限制其利润空间。集采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医院对卖药兴趣降低，处方外流更普遍，利好药店；二是院外药店吸收大量购药需求后，萌生扩张动力，催生药店连锁化。连锁化扩张后的药店，凭借规模向药厂要求更低进货价，实现另类“集采”。医保局集采后，医院药品定价大幅降低，而连锁药店“市场化集采”后，成本降低但售价降幅不大，利润空间拉大。随后，连锁药房迅猛扩张，吸收中小药房，2017 年连锁药房数量首次超过单体药店。同一时期，互联网医疗兴起，院外药价降低曾被寄托于此，但卖药受政策影响大。
线上：互联网医疗分分合合
互联网医疗是个老话题，监管层有前瞻性。1999 年相关规定使互联网卖药推迟到 2005 年，彼时政策松口，医药生产企业可向个人消费者提供非处方药。但非典刚过，以药养医盛行，药厂更愿与医院合作。直到 2014 年，阿里收购中信 21 世纪，其旗下子公司的医药平台拿到批文，阿里进入药品销售行业，同时“征求意见稿”提出互联网经营者可凭处方销售药物，引发互联网医疗热潮，融资额大幅增长。然而，这份征求意见稿最终未实施，2016 年各地方食品药监局收回第三方经营试点牌照，药品销售政策收紧。后来，一些互联网平台推出 O2O 模式，病患提供处方，临近药房配送。直到 2018 年政策变动，互联网平台可自己开处方，2022 年 6 月政策又规范互联网医院开处方行为，互联网医疗再次洗牌。在政策变动下，药品销售的想象力仍在线下连锁药店。
扩张：收购和被收购
2017 年高瓴杀入药房行业，成立高济医疗，疯狂收购三四线中小连锁药房，营收飙升。这种收购并购是连锁药房竞争前线，各玩家都在收购成熟药房，比拼资金实力。近三年，大参林、老百姓、益丰药房等都有大量收购。选择收购而非自己开店，主要是新建药房成本高。连锁药房需要规模以向药厂“集采”，但药剂师稀缺，我国药剂师缺口高达 60 万，连锁药房与医院争抢药剂师，收购成熟药房是更好选择。如今药房收购战白热化，药房估值被推高，按四大连锁药房平均毛利率计算，门店回本需近四年，开放加盟成为更实在的方式。
限制：药房地域战
买药前需查当地品牌，因为医保在药房的使用规定各省不同。比如 2019 年浙江省规定药房配备的省药械采购平台在线交易药品品种不低于 70% 才能刷医保，这对省外连锁药店是难题。除浙江外，河北、上海等地对药品售价和种类也有独特限制，各省药房和医保政策未统一，影响连锁药房采购和定价，使其只能做到省级标准化。同一个牌子的药房，在不同省份药品品种和价格差异显著。因此，本地药房除集采外，会员制是大杀器。连锁药房门店集中于居民区，面向慢性病患者，会员制优惠政策吸引力强。开店密集的品牌易成首选，形成较深护城河，外来连锁药房难以吸引会员。各大连锁品牌主要战场在连锁化程度较低的区域。
在医药界，美国吉利德公司研发的丙肝药品治愈率高，但随着病人被治愈，药品收入骤降。连锁药房规模换“集采”的模式也类似，低价采购药品换来财报中更高毛利率，患者买药价格却未明显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