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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垃圾分类在中国推行不下去，那中国将会持续被发达国家收割“垃圾红利”。
一、东京的“垃圾战争”与隐患
20 世纪 70 年代，东京遭遇了“垃圾围城”的危机。彼时，高达 70% 的垃圾被直接堆放在东部的江东区，数百年来，这里一直充当着“江户垃圾桶”的角色。江东区恶臭弥漫、污水横流，当地居民深受垃圾之苦，并且长期反对将江东区设为东京的垃圾场。1964 年，东京都政府计划在江东筹建第 15 号填埋场，引发了强烈抵制；1965 年夏天，江东区更是爆发了“蝇灾”，苍蝇多得甚至能爬满衣服、钻进鼻孔。无奈之下，都政府只能通过火烧垃圾山的方式，才勉强解决了这场生态灾难。
然而，垃圾总得有地方堆放和掩埋。为了缓解江东区的压力，都政府决定在江东以外的其他区兴建垃圾焚烧厂，并向江东区承诺：1970 年之后，不再往江东运送垃圾。但这个承诺的兑现困难重重。
主要难题在于其他各区都不欢迎在自己的区域内兴建焚烧厂，其中最难解决的当属西部的杉并区。由于事先没有与居民进行沟通，也未公布选址理由（土地有一半还是私有的），杉并区强烈抵制政府的计划，其他区的建设进展也并不顺利。
于是，大量垃圾依旧运往江东区。1971 年，日均 5000 辆垃圾车驶入江东，彻底打破了江东父老的希望。9 月 27 日，他们走上街头阻拦垃圾车，并向东京其他 22 个区发表公开信：若不同意在区内建设垃圾处理厂，就禁止这个区的垃圾车进入。
“东京垃圾战争”就此正式爆发。但随后，各区陷入了漫长的扯皮之中。1972 年 12 月，都政府计划设立 8 个临时垃圾收集所，其中包括杉并区。这次，杉并人直接与都政府发生了冲突。
这种强硬的态度让江东区极为愤怒，于是第二次禁止杉并区的垃圾进入。结果，杉并区垃圾堆积如山，恶臭四溢，杉并人也尝到了江东区曾经的苦头。即便如此，杉并区依旧不肯屈服。
1973 年，江东区第三次抵制杉并区时，终于放出狠话：若再不解决问题，就让全东京为杉并区“陪葬”。
这使得东京都政府陷入了无路可退的境地，杉并区也收到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答应，都政府将强行征收土地，开建垃圾焚烧厂。
1974 年，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调解下，“垃圾战争”最终和解，并确立了“各区垃圾自己处理”的总体原则。
这个原则至关重要。如今，东京 23 个区建有 21 座垃圾焚烧厂，不仅繁华的涩谷市区有，中央区的焚烧厂距离日本皇宫更是仅有 3.5 公里。没有焚烧厂的区，只能花钱委托别的区处理，矛盾也因此得以化解。
但“垃圾战争”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当时，垃圾并未经过细致分类，而是直接被拖进了焚烧炉。
二、日本垃圾分类的变革
1999 年 2 月，朝日电视台报道了埼玉县菠菜中二噁英严重超标的事件，引发了日本社会的恐慌。超市对埼玉蔬菜全面拒收，情形如同如今福岛的待遇。
二噁英是一级致癌物，毒性比砒霜大 10000 倍，还具有生殖毒性和遗传毒性。垃圾混烧正是二噁英的主要来源。而进行垃圾分类后，如果只投放可燃垃圾，并对焚烧炉进行改造，便能有效降低二噁英的排放。
但这个污染机理，日本人也是在 90 年代才完全弄清楚。
八九十年代，日本大力发展垃圾焚烧，6000 座焚烧厂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与此同时，日本空气与土壤中的二噁英含量飙升至其他工业国家的 10 倍。
面对“埼玉蔬菜事件”，农林水产大臣要求彻查，时任首相小渊惠三亲自过问。然而，调查结果却引发了埼玉农民的愤怒。他们指责朝日电视台和民间检测公司造谣生事。最终，电视台和检测公司向蔬菜商赔偿了 1000 万日元才了事。
这件事究竟是空气污染还是土壤污染，早已难以说清。
但日本政府明白，必须做出强有力的改变。
1999 年 3 月，小渊惠三召开内阁会议，要求用 4 年时间将二噁英排放强制减少 90%。为实现这一目标，7 月“二噁英法”出台，并于 2000 年 1 月开始实施。
要想大幅减少二噁英排放，唯有把垃圾分类做到严格、细致、彻底。
由于“垃圾战争”后确立的“各扫门前雪”原则，使得焚烧厂已分布在城区和小区周边。历经多年争斗，再想进一步规划和改变焚烧厂的布局，实际上已不太可能。
史上最严格的垃圾分类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为贯彻二噁英减排要求，日本修订了所有环境法规。在垃圾分类方面，更是实施了严刑峻法。比如《废弃物处理法》规定：个人乱扔垃圾，最高可判处 5 年监禁，罚款 1000 万日元（约合 60 多万人民币）；企业或法人乱丢垃圾，将被重罚 3 亿日元（约合 1900 多万人民币）。
在静冈县，一家食品厂仅仅是将过期酸奶倒进下水道，就因为散发恶臭遭到举报，社长、社员全部被逮捕。
老百姓乱丢垃圾可能会面临破产。况且，焚烧厂就在家门口，不好好进行分类，吸入二噁英的只会是自己。
这种紧密的利害关系促使垃圾分类得以有效贯彻。2003 年，日本二噁英排放相较于 1997 年大幅减少了 95.1%。显著的成果鼓舞了日本朝野坚持分类的信念。
凡是见过日本垃圾焚烧厂的中国人，都会称赞其既“净”又“静”。例如大阪舞洲垃圾厂，外形宛如儿童游乐园，是焚烧厂中的“网红”。
但实际上，焚烧厂也是无奈之举，居民对它们并不放心。
由于“二噁英法”的实施，日本出现了一个新行业——二噁英检测分析。在行业高峰期，300 多家专业二噁英实验室涌入这片蓝海，其中通过日本环境省权威认证的机构多达 100 多家。任何团体都能轻松找到一家专业的二噁英分析机构。
如此一来，垃圾焚烧厂想要糊弄老百姓就变得十分困难。为了获得周边民众的支持，焚烧厂需要不断公布环境报告，鼓励居民前来参观、交流，甚至要应对专业机构的分析和质询。
严苛的环境法律、深度的民间参与、专业的分析监测、就近的焚烧厂分布以及长期的分类教育……这些因素促使日本人的垃圾分类越来越细致，也值得中国人借鉴参考。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球迷边哭边捡垃圾的场景，为日本赢得了“世界上最爱干净民族”的美誉。
其实，哪有那么多民族天性，不过是事到临头，关乎自身利益罢了。
三、中国的垃圾困境与“战争”
2008 年，导演王久良跑遍了北京周边四五百座垃圾填埋场，这些填埋场构成的震撼影像被拍成了纪录片《垃圾围城》。北京为此投资百亿对周边垃圾场进行治理。
早在 2000 年，北上广等 8 座城市就开始进行分类试点。2012 年，北京正式实施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已明确要求推行垃圾分类、促进垃圾减量。北京的 323 个街道中，有三分之一已经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
然而，垃圾堆积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消解速度。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三分之二的城市依然陷入了“垃圾围城”的困境。
上海 4 天产生的垃圾量，能够堆出一幢 420 米高的金茂大厦；杭州 3 年产生的垃圾，足以填满西湖……但社会公众对此几乎毫无感觉。
垃圾再多，也会被堆放到与自己无关的地方。老百姓感受不到垃圾围城的紧迫性，自然也就缺乏进行分类的动力。
但市长们都清楚，城市之间的垃圾战争早已硝烟弥漫。
2016 年 6、7 月间，太湖西山岛的苏州老百姓察觉到了异样。
一艘艘船只昼伏夜出，往来于西山岛。天亮后人们发现，这个被誉为“苏州小九寨”的风景区、距离苏州吴中取水口仅有 2 公里的地方，被人倾倒了 12000 吨垃圾。
苏州人愤怒了。他们扣留了 8 艘未来得及逃跑的船只，一审才得知这些垃圾来自上海。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这次，苏州变成了“江东区”。
上海四处“倒垃圾”，早已不是第一次。
2013 年，一个叫徐国强的人与上海杨浦区绿容局达成协议：以每吨 48 – 78 元的价格获得垃圾处置权。
当时，在上海市区收集、压缩、转运垃圾的成本高达 400 元 / 吨。徐国强的报价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的赚钱秘诀是通过低价层层转包，将垃圾转运到外地进行装卸、倾倒。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上，所有环节都获利丰厚。两年间，通过徐国强转手倾倒的垃圾多达 4 万吨。
2015 年，当他们将 1670 吨垃圾倾倒在无锡时，无锡市检察院迅速采取行动，不仅将徐国强等人告上法庭，连上海杨浦区绿容局也一同列为被告。
2016 年 11 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开始彻查上海垃圾非法倾倒问题。结果发现，上海的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为 2.4 万吨 / 天，而需求却高达 3.34 万吨 / 天。一些垃圾堆场表面停运，但并未封场，无渗滤液处理或改造也严重滞后。结果，渗滤液长期超标，直接排入了污水管网或河道。
当大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达到饱和、处理成本高昂时，小城市自然就成了垃圾处理的“价值洼地”。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于是，类似案件层出不穷。深圳的垃圾倒于都、杭州的垃圾倒芜湖、东莞的垃圾倒肇庆、乌镇的垃圾倒凤台，甚至直接倒进长江……
而中国“固废法”规定：滥倒污染物，最高可处以 20 万元罚款。
但在东莞，不法分子为了获得“倒垃圾”的“权利”，向环卫局领导行贿的金额竟高达 70 万。
没办法，倒垃圾实在是太暴利了。
2016 年 7 月，当江苏海门再次出现上海垃圾时，上海终于下达禁令：垃圾一律不准外运。
垃圾既然不能外运倾倒，那就只能就地焚烧。要焚烧，就需要考虑是混烧还是分类烧。一帮“焚烧派”专家更是认为，垃圾分类不必过于强求。只要引进发达国家（德、日）的焚烧炉技术，将炉温保持在 850℃以上，二噁英即可分解，排放就能达标。
2017 年，一家名为江苏力维的检测机构因违规被注销停业。其主营业务是二噁英检测，市场份额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现，这是一家给钱就能出具达标报告的企业，且“服务”过众多垃圾焚烧厂家。
中国“达标”的垃圾焚烧厂数量众多，真不知道专家们是否愿意住在附近。
眼下，中国还没有专门的“二噁英法”。但有研究表明，早在 2008 年，北上广空气中的二噁英浓度就已突破日本标准。有专家呼吁，应尽早将二噁英和 PM2.5 一同纳入空气监测。
有些事，不言而喻。上海（包括 46 座城市）推行强制分类，不正是为了大家好吗？
四、中国垃圾分类的紧迫性
2018 年，王石成为深圳“垃圾分类大使”时，分享了一则见闻。
一次，他去日本拜访一位地产公司老总时发现，日本人喝完矿泉水后，还要把塑料标签从瓶子上撕下来。他感到十分好奇，这位老总解释道：要是不撕掉塑料标签，回收的塑料品质就会不高。
王石由此感叹日本人分类的精细程度。
但日本回收的塑料瓶，大多被运往了中国。2015 年，日本向中国输入 88 万吨废塑料，其中包括 110 亿个塑料瓶。
如果拥有一双上帝之眼，俯瞰全球商品大循环，就会发现一幕“中国奇景”。
当中国制造的商品运往世界各地，它们的运行轨迹会因目的地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在落后国家，它们会沉积为毫无生气的垃圾；在发达国家，它们却因垃圾分类成为可回收资源，并运回中国。在中国庞大的资源回收体系中，它们会再次成为中国制造的原材料，成为商品后重返世界……
不论是耐克球鞋还是苹果手机，中国始终是全球制造与原料轮回的终极核心。
2015 年，中国接收了全球 22% 的废钢、57% 的废塑料、31% 的有色金属废料、51% 的废纸、28% 的电子废料。全球一半以上的“洋垃圾”运往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大力推行垃圾分类的国家是主要卖家。
关于“洋垃圾”，又是一场“罗生门”。
中国环保专家认为，发达国家付钱给不法商人，诱惑他们在中国倾倒垃圾。这与上海和苏州的关系极为相似，堪称“国际版”。
但美国人却称，中国商人大肆进口“洋垃圾”，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2018 年之前，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的废纸、废塑料，总价高达 56 亿美元。如此规模的国际贸易，靠“倾倒阴谋”是无法支撑起来的。
在广东汕头的贵屿、清远的石角，或许能找到答案。
这里曾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集中地。鼎盛时期，10 多万人从事拆解工作，家家户户焚烧垃圾，烧掉塑料皮后，1000 吨电子垃圾中能拆解出 300 吨铜。这一举动造就了一门年产铜 10 多万吨、价值数十亿的超级生意。
这些垃圾仅仅经过了最初步的分类。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一半的铜来自资源回收。贵屿、清远冒出青烟的多少，曾经直接影响国际铜价走势，令环保部门也投鼠忌器。
日本人的塑料瓶，在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畅销全球的雨衣、手套和“的确良”服饰。
中国的“洋垃圾”商人们，一方面掌控着中国的回收渠道，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废品回收体系中布局。由于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洋垃圾”的利润超乎想象。
但整个中国却陷入了一个可笑的悖论：一边是垃圾围城，一边是进口垃圾。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洋垃圾”经过了垃圾分类。
在德国，中国人以 200 欧元 / 吨（约合 1500 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废塑料。德国即便具备处置能力，也愿意每年向中国倾销 80 万吨的巨量废塑料。
在东京，2010 年的垃圾处理成本已高达 5.8 万日元 / 吨（约合 3600 多元人民币），但由于焚烧厂有卖电、卖热、卖废品的收入，向公众的实际收费仅为 1.45 万日元 / 吨（约合 900 多元人民币）。
在国际贸易的视角下，中国通过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和“洋垃圾”贸易，实际上是在大力“补贴”那些进行垃圾分类的发达国家。
这个世界早已陷入了国与国之间的“垃圾战争”，并且在不断惩罚那些不肯进行分类的人。在垃圾贸易的 18 年里，发达国家一边享受着青山绿水，一边收获着向中国输出分类垃圾并获利的红利。
2018 年，中国开始禁止 24 种“洋垃圾”。而中国的分类垃圾，显然比进口“洋垃圾”更具价格优势。但要是中国的垃圾分类无法推行下去，资源回收行业急需支持，“洋垃圾”肯定会卷土重来。
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的垃圾分类都不能再拖延了。
实际上，推动垃圾分类主要有两大核心要点：其一，分类会更加环保，不分类将会引发严重的环境灾难；其二，分类能够更好地实现资源利用。否则，不进行分类却去购买洋垃圾，不仅会造成巨大的浪费，还将加速中国的环保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