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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都市圈规划拉开加速发展帷幕
近日，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江苏省、安徽省发改委关于《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请示，原则同意该规划，这使得长三角都市圈建设步入快车道。尽管规划具体内容尚未向社会公布，但国家发改委在复函中对南京都市圈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工作给出了原则性指导。早在 2002 年，江苏省就编制了《南京都市圈规划 2002 – 2020》，20 年后国家发改委的复函正式开启了南京都市圈加速发展的进程。此次规划与当时相比，覆盖范围和预计内容方向都可能有较大变化。目前确定的南京都市圈成员城市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市以及常州市金坛区、溧阳市，是全国唯一的跨省都市圈。
南京对安徽地区辐射影响显著
南京都市圈规划进一步凸显了南京对安徽地区的辐射和影响。“徽京”这一戏称由来已久，江苏省内其他兄弟城市常用此称呼南京，意为“安徽的省会”。从语言方面来看，南京话属于江淮官话方言体系，与徽语关联紧密，和无锡、常州、苏州等吴语方言体系差异较大。究其原因，除了古代行政区划等历史因素外，一方面是南京的地理位置特殊，地处江苏省西南部，北面与安徽省滁州市接壤，西面与安徽省马鞍山市相连，南面与安徽省宣城市毗邻；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南京与安徽地区的经济和人员联系十分紧密，根据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南京的流动人口前五大来源地中有三个是安徽城市，分别是马鞍山、亳州和安庆。此外，随着南京江北地区的快速发展，南京市到马鞍山和滁州的交通条件不断改善，规划在建的 S4 号线滁州段（宁滁线）和 S6 号线，以及现有的地铁 1 号线将延伸到马鞍山当涂县，S3 号线后期也会延长到马鞍山市区，使得南京到安徽省这两市的交通便利程度超过南京到镇江、扬州等省内地区。同时，安徽省除宣城市外的其他 15 个地级市全部和南京实现高铁连通，而江苏省的连云港、盐城等地市直到 2020 年才与南京实现铁路连通，且目前仅有动车，没有高铁。实际上，南京对苏南和江苏省内的辐射作用历来有限，江苏不少地市经济发展受南京辐射影响较小，“散装江苏”的戏称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南京的省会城市首位度在全国 31 个省市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济南。所以，南京若想作为中心城市建设都市圈，必须和安徽共建，国家发改委也强调，南京都市圈的其他城市同样是规划的责任主体，承担相同的组织领导责任。
南京都市圈跨省特质及发展前景
南京都市圈的跨省特质并不一定会阻碍其发展。在美国，有都市统计区（MSA）这一概念，主要用于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的统计目的，绝大多数研究美国区域经济的学术论文都采用这一概念来定义美国都市圈。相当数量的 MSA 都横跨美国多个州县，都市圈内不同市县的经济联系超越了行政力量的阻隔，南京都市圈规划涉及的市县大多与南京等核心城市形成了较为密切的经济和人员联系，但省、市、县界的存在削弱了很多联系。此次规划的重要目的就是打破这些界限，让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发挥更大作用。都市圈建设符合中国当前区域发展实际情况，也顺应全球主流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律，即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吸引作用，发挥重点区域要素集聚、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等效应，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创造更大市场，并形成良性循环，吸引更多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南京都市圈的发展前景较为广阔。然而，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南京都市圈内的虹吸与辐射问题
在一个区域内，如果核心城市经济规模和发达程度与其他地区差距巨大，容易形成虹吸效应。一方面，核心城市会吸引周边地区大量要素资源，削弱其他地区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周边市县产业既没有强大产业体系，无法产生强大要素需求和产品需求承接力来与核心城市“竞争”要素资源，也不具备发展特色，无法形成差异化发展，京津冀区域中北京相对于河北和天津的虹吸效应就是典型例子。当都市圈内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发展程度差距不大，或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方向时，核心城市的要素资源能够在都市圈内有所取舍地“用脚投票”，劳动和资本能在区域内根据需求进行均衡和动态配置，上海都市圈内上海的辐射和外溢效应就是如此。从南京都市圈来看，南京作为核心城市，一是与周边城市经济规模差距相对较大，二是尚未与周边城市形成紧密的产业关联，尤其是南京制造业自身偏弱，所以南京都市圈内城市之间可能辐射和虹吸并存。
同质化与分割问题
在多地都市圈发展中，普遍出现了区域内地区间产业同质化、产业雷同现象，以及交通、医疗、教育等系统无法共享的情况。这在长三角都市圈表现得较为典型，由于该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多个省份，跨行政区域、尤其是跨省之间区域共建共享共保共治机制尚不健全，造成了资源和发展时间的浪费，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南京都市圈的跨省特质使这些现象更加突出。对此，在鼓励区域间良性竞争的同时，有必要从更大区域层级的一体化和都市圈建设战略眼光来看待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近年来国家加强了对这一层级的规划，如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南京都市圈内的机遇
尽管南京都市圈面临挑战，但也存在诸多机遇，这些机遇既有利于整个都市圈，也能为南京经济发展增添动力。首先，人口向南京进一步流入的空间较大。改革开放以来，各类资源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纠正了投入要素的激励机制。过去各地抢资本，如今逐渐加大“抢人”力度，因为人已成为更重要的要素。人聚在一起能扩大分工规模、增加合作机会、降低交易成本，所以人越多的地方越吸引更多人前往，中国的一线城市和大都市圈就是如此，即便在政策控制人口、农民工老龄化、产业转移等限制因素下，大都市人口仍呈净流入状态。根据泽平宏观统计，2016 年 – 2017 年常住人口占比仅 32% 的 24 个千万级大都市圈对全国人口增量的贡献率持续超过 50%。相反，人越少的地方人们越不愿停留，中国东北地区近年来人口持续流出，形成恶性循环，2020 年东北地区一年减少 42.73 万人，东三省人口全部负增长。再看美国，2010 年到 2018 年，美国总人口增长了 5.5%，而美国本土 150 个 MSA 区域内的总人口增长了 7.5%，快于总人口增速 2 个百分点，2018 年美国 MSA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约为 74%，比 2010 年高约 2 个百分点，即便城市化率已达 82%（高出中国 20 个百分点）的美国，人口依然向都市圈流入。在人口流入整个都市圈的基础上，也会进一步向都市圈内部的核心城市流入。一方面中国都市圈内部城市化程度虽相对较高，但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如同美国；另一方面同城化是都市圈规划重点方向，都市圈内行政和资源分割会被明显打破，周边城市人口流向核心城市的阻碍减少，所以南京都市圈内人口将进一步向南京集聚，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次，区域间产业分工将更加合理。从以往都市圈规划经验来看，产业分工、关联和减少同质化是重点工作，南京都市圈规划预计也不例外。推进经济治理和产业分工等方面的跨区域协调发展，能有效缓解资源配置的区域冗余和空白，提高区域发展质量。对都市圈内各地产业发展方向进行统一规划，并非限制某些地区产业发展，也不是迎合核心城市，而是引导周边地区承接核心城市实际的产业链需求，避免同质化等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目前，滁州、马鞍山等城市已积极对接南京和上海等地的产业转移，在半导体产业、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绿色食品、通信通讯、生物医药等产业链上游发力，相关配套产业规模迅速增长，取得了实际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