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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里，“县域”一词出现了 11 次。文件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急需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县域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单元，要实现城乡经济循环畅通，关键在于发展高质量的县域经济。那么，在全国众多县级行政区划中，谁撑起了县域经济金字塔的“塔尖”呢？
近日，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 年全国新增 5 个“千亿县”，总数达到 38 个，GDP 总量达 5.7 万亿元，以不到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 0.47%，贡献了全国 5.66% 的 GDP。
“千亿俱乐部”持续扩容
2020 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国内生产总值达 101.6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2.3%，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72447 元、比上年增长 2.0%。国民经济整体跃升的同时，头部县域表现亮眼。报告显示，2020 年全国新增 5 个县域 GDP 超过千亿元大关，晋级“千亿县”行列，分别为沭阳县 (江苏)、迁安市 (河北)、靖江市 (江苏)、桐乡市 (浙江)、邳州市 (江苏)。其中，江苏新增 3 个，河北和浙江各新增 1 个，全国“千亿县”总数由 33 个扩容至 38 个。
整体来看，38 个“千亿县”分布于全国 9 省，分别为江苏 16 个、浙江 9 个、福建 4 个、湖南 3 个、山东 2 个、贵州 1 个、河北 1 个、江西 1 个、陕西 1 个。就区域分布看，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孕育“千亿县”的沃土。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马承恩表示，长三角区域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头部区。报告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包揽了全国大多数“千亿县”，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宁波、嘉兴、绍兴、金华、台州等长三角城市拥有“千亿县”25 个，占全国总数近七成。
从 2018 – 2020 年“千亿县”新增来源看，除 2020 年河北新增 1 个“千亿县”外，其他 10 个“千亿县”均来自长三角的江苏和浙江。其中，江苏 2019 年、2020 年分别新增 3 个，浙江 2019 年新增 2 个、2020 年新增 1 个。此外，随着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一带一路”特别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进，长株潭都市圈、厦漳泉都市圈等快速发展，各自培育出 3 个“千亿县”，成为聚集头部经济强县的都市圈代表。
在经济实力方面，2020 年 38 个“千亿县”GDP 总量为 5.7 万亿元，以不到 0.47%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 5.66% 的 GDP。同时，“千亿县”GDP 同比 2019 年增长 2357.2 亿元，同比增长率 4.1%，比 2020 年全国 2.3% 的 GDP 增长率高出 1.8%，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 38 个“千亿县”内部，也呈明显的梯队分布。其中，昆山、江阴 2 个头部强县 GDP 已经超过 4000 亿元，张家港、晋江、常熟、慈溪 4 个县市 GDP 处在 2000 亿元级别，其余 32 个县则都在 1000 – 2000 亿元之间。
“学霸”的危机意识
论县域经济哪家强？“苏大强”无疑是最大赢家。根据《2020 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江苏共有 25 个县上榜百强县，5 个县位居榜单前十，其中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 4 地均来自“最强地级市”苏州。2020 年，随着沭阳、靖江、邳州 GDP 突破千亿，江苏的“千亿县”数量增至 16 个，占据全国四成，也是数量最多的省份。全国县域 GDP 前三甲——昆山、江阴、张家港，也全部来自江苏，苏南更是独占前十中的 5 席。无论从“千亿县”绝对数量，还是入围成员的相对位次看，江苏作为县域经济最强省的地位都毋庸置疑，且突出优势还在扩大。
然而，在这个县域经济强省内部，那些常年稳坐第一方阵的“学霸”们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始终保持着“慢进则退”的危机意识，兄弟城市之间“你追我赶”更是成为常态。以昆山和江阴为例。尽管二者以甩开第三名张家港超千亿元的优势牢牢占据全国“千亿县”第一梯队，梯队内部的竞争却相当激烈。
已连续 16 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市首位的昆山，早在多年前就完成了“以县超省”的神话。2018 年，昆山 GDP3875 亿元，超过宁夏的 3705 亿元；人均 GDP3.48 万美元，高于韩国、接近日本。同年，江阴以 3806 亿元 GDP，落后昆山 69 亿元。到了 2019 年，二者双双跨越 4000 亿门槛，GDP 差距缩小到仅 44 亿元；2020 年，差距再次扩大到 100 多亿元。可以说，在这场高手较量中，只要昆山“打个盹”，江阴就可能超上来，夺走强县“一哥”的宝座。
“扪心自问，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中，我们有没有融入大发展的自觉？在区位、载体、政策优势叠加的最佳时期，有没有怕一手好牌被打烂的担心？”去年 11 月，当地官媒“昆山发布”曾在报道中犀利发问。去年 3 月底发布的《“五争五最五突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被认为为昆山未来 5 年转换赛道、重塑优势指明了方向与路线图。其中明确，2022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超 5000 亿元，新增上市企业 20 家，高新技术企业数突破 3000 家，人才资源总量突破 50 万人等目标。
就在同月，江阴在全市科技创新和人才大会上发布《创新江阴”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同样明确了高新技术企业数、人才总量等相关维度的 3 年行动目标。今年以来，昆山市委书记吴新明亦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昆山要破除“县级市思维”，放在更大坐标系中谋划、推进自身发展。今年 3 月，昆山召开产业科创中心建设发展大会，重磅发布“人才科创政策 4.0 版”，规划启动、开工建设、开园运营一批科创产业园区，下辖所有镇区几乎都有布点。江阴市委书记许峰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江阴将更加积极地融入无锡，更加主动地参与太湖湾科创带建设，锻造江阴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引擎。不难发现，这座“中国制造业第一县”正积极转向科技创新的新赛道。
紧随其后的张家港，更是频频喊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1 年超江阴，新兴产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 2021 年超昆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2023 年超昆山和江阴”等口号。作为全国县域经济领域最优秀的成员，这些“尖子生”可谓步步紧追，且都在不断地正视不足、强优补短。
谁是下一个“千亿县”
代表着县域经济新晋力量的后半梯队成员，以及有望跻身“千亿俱乐部”的后备选手，同样值得关注。从整体排名与区域布局关联度来看，经济实力靠前的强县大多诞生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强县排名则相对靠后。以 2020 年为例，东部百强县达到 68 个，中部、西部、东北分别入围 21 个、8 个、3 个。赛迪顾问研究报告显示，尽管地域分布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但局面正在好转——百强县逐步从沿海向内地转移，东部地区入榜数逐步下降，中部地区入榜数上升明显，东北地区入榜数稳中有进，西部地区入榜数则保持平稳。
就中部而言，近三年百强县席位显著增多，特别是湖北、安徽、河南 3 省增势明显。而在“千亿县”榜单中，湖南则是当之无愧的中西部领跑者。2020 年，中西部地区的 6 个“千亿县”中，就有 3 个来自湖南——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贵州、江西、陕西各有 1 县入围。其中，长沙县、浏阳市更是榜单前十中仅有的 2 个非东部县，GDP 分别居全国第 8、第 9。
从名次变化来看，来自中西部的“湖南东大门”浏阳市、“茅台故乡”仁怀市等有明显进步。相比 2019 年，浏阳从榜单第 11 位跻身前十至第 9 位，仁怀则从第 15 位升至第 12 位。同时，在“千亿县”后半梯队的激烈角逐中，一些东部县域名次出现下滑。其中，余姚从 2019 年第 19 位跌至第 23 位，海宁、靖江、桐乡、邳州排名均下降 2 位。
在此之后，新一轮竞争已蓄势待发。报告分析认为，山东、河南、安徽等省份县域经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有望培育出更多“千亿县”。其中，山东荣成市、邹城市，河南禹州市、巩义市，安徽肥西县等被认为在未来几年内冲刺“千亿县”的可能性较高。
这些“后备军”中，谁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千亿县”？2020 年，山东荣成 GDP943.2 亿元，距离千亿大关仅 50 多亿元差距。安徽肥西虽然 GDP 距离千亿尚有 130 亿元差距，但 5.7% 的增速也十分可观。结合各地最新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荣成和肥西两地依然更具突出优势——2021 年一季度，荣成 GDP213.45 亿元，增长 15.2%，总量居威海各区（市）第一；肥西 GDP224.2 亿元，增速高达 29.5%，总量和增速均居合肥 5 县（市）首位。
此前有观点指出，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济差异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依托城市群发展县域经济非常重要。脱离了城市群，没有资源的县（市）发展将会非常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