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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前的长春在许多人眼中或许只是东北的一座普通城市，但不可否认，它曾经被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
多位长春居民表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重心一直在沿海地区，而近年来政策开始向内陆倾斜，位于东北中心地带的长春便成了这片区域的核心枢纽。一位当地的中学老师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座城市得天独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资源丰富，从未经历过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因此被赋予了极高的发展潜力。
然而，时光荏苒，二十年的时间足以让许多事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 年，长春还聚集了一批优秀毕业生，能够留在长春工作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而那些未能如愿的人则不得不前往深圳等地寻求机会。然而，如今的现实却令人唏嘘：当初进入体制内工作被认为是稳妥的选择，但如今却发现，不少人在体制内停滞不前，甚至遭遇困境。
深圳无疑是长春人常常用来对比的城市。深圳凭借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迅速崛起为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而相比之下，长春似乎始终未能搭上这趟高速列车。一位吉林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感慨道，尽管他的母校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这座城市本身并没有形成浓厚的新经济氛围。他最终选择南下深圳，仅仅几年的时间，就深刻感受到两地之间巨大的差异：深圳充满了创新精神和个人发展的可能性，而长春则显得有些保守和僵化。
尽管“东北经济衰退”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这一现象并非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经济学者陆铭在其著作《大国大城》中提到，直到 2005 年至 2014 年期间，辽宁和吉林的人均 GDP 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未显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然而，近年来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这两个省份。2000 年时，全国共有 1088 家上市公司，其中吉林占据了 40 多家，位列全国前十；而如今，全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增长了近五倍，但吉林依旧停留在原地。
在长春本地，人们对于近年来经济变化的感受尤为强烈。多位受访者一致认为，过去十年间的变化尤为显著。一位医生回忆起 2010 年她选择留在长春时的情景，当时的收入水平与深圳相差无几，但房价却相差悬殊（深圳的房价当时已经达到了三四万元一平方米，而长春仅为六七千元）。经过权衡，她决定留在长春，认为这里的性价比更高。然而，最近几年，她却发现长春的经济似乎再次被深圳远远甩在身后。
2022 年长春因疫情封城的经历无疑加剧了这座城市的困境。作为东北四大省会城市之一，长春成为了当年唯一一个经济总量出现负增长的城市。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坦言，近年来依托“强省会战略”，长春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仍不足以扭转整体颓势。他本人也在考虑未来是否应该南下寻找更多的发展机遇。
尽管如此，长春在东北地区的经济表现依然相对较好。2021 年，长春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在东北各大城市中排名第二；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看，长春甚至在东北四大城市中排名第一。即便受到疫情影响，2022 年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有所下降，但这一指标仍然反映了长春市民的收入水平。这表明，凭借其坚实的工业基础，长春的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保持稳定。然而，这种表面的繁荣无法掩盖其与南方城市的巨大差距：2022 年，东北四大城市的个人所得税总额仅相当于上海的十分之一。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徐前进通过长期观察长春的城市生活，撰写了《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一书。他认为，长春与其他现代城市并无本质区别，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精神特质。他强调，这种思考并非针对长春的个性，而是着眼于现代城市的共性，试图揭示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他看来，长春的兴衰起伏只是暂时的现象，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长春本身，而是人们对长春乃至整个东北城市的看法。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哲学思考未必能够缓解现实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一位已经南下武汉十余年的长春人表示，最近回乡探亲时感到非常失望。他发现机场依旧老旧，公交公司持续亏损，就连一汽这样的龙头企业也面临经营压力，只能发放部分工资。他不禁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但也坦言，长春的变化确实有限。
长春也曾有过辉煌的过去，不仅仅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许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 1985 年的君子兰泡沫事件，这是一场典型的非理性投机行为，但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市场经济兴起的重要信号。1990 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导致了许多人下岗失业，但也催生了伪满皇宫附近最早的万元户。时至今日，这里依然聚集着众多小商贩，但他们赖以生存的批发市场却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一位熟悉内情的朋友解释道：“一方面，许多商户选择前往更大的沈阳批发市场进货；另一方面，随着南方电商的崛起，直接将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彻底切断了中间环节。”
另一位朋友回忆起 1997 年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当时的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到处是菜地和大棚。他在那里工作的国企见证了这片土地一步步变为繁华的都市。到了 2007 年前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他选择买断工龄离开国企，因为他意识到“所有纸面上的东西都是假的”。尽管当时股市被视为一个高回报的机会，但他很快发现，即使是这样，内部资源分配依然偏向于有背景的人。如今，他已经步入中年，回首往事，感觉兜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
说到这里，他不禁笑了：“你问我长春还有什么机会？我年轻时也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现在看来，这座城市虽然一直在变化，但本质上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
长春的内循环困境
在我看来，长春的核心问题在于这座老牌工业城市构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表面上看，长春已经进入了市场化经济阶段，但实际上它的市场并未真正对外开放。
一位长期在北京的朋友在谈及家乡时痛心疾首地指出，长春受困于固有的思维方式，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长春既没有特别优秀的国有企业，也没有特别成功的民营企业。几年前某大型企业试图在东北拓展业务，最终发现根本无法开展，因为这里几乎全是体制内人员养老的地方，感觉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希望，振兴更是无从谈起。”当有亲友提到等东北振兴后再回长春发展时，她反问道：“长春真的有发展吗？”
客观地说，长春并非完全没有发展，但国内几乎没有哪座一二线城市像长春这样严重依赖单一产业。长春的经济以工业为主导，而汽车制造业则是工业的核心支柱——汽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70%，一汽的产值更是占到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近 55%，其营业利润更是占据了全市工业利润的近九成。
一汽实际上是一座卫星城，厂区与城区融为一体，虽然直接雇佣的员工仅有 15 万人，但加上家属和配套企业，其影响力覆盖了上百万人的生计。在一汽最为繁荣的时期，员工每年可以领取 26 个月的工资，车间班长甚至可以管理上千人，这比大多数民营企业都要强大得多。“一汽打个喷嚏，长春乃至整个吉林经济就会颤抖”并非夸张之词，而是事实。
在这里，一汽不仅仅是一家企业，更是一种经济生态。长春有超过 1000 家围绕汽车产业链上下游提供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生态系统。在“2021 年长春企业百强”名单中，一汽控股企业和相关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占据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席位；前十强中，有五家与汽车制造密切相关，而一汽的领先优势更是无人能敌，其营业收入比排名第二的吉林亚泰集团高出近 12 倍。
可以预见，汽车产业得到了全市乃至全省的全力支持。吉林省已明确提出，将实施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程，突破关键技术，提升民族品牌地位，加速布局新能源汽车，力争到 2025 年实现汽车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元。无论是从全市经济还是市民生计的角度来看，一汽都“大到不能倒”，与政府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吉林，无论哪家企业需要购车，都必须选择一汽的产品，否则可能会遇到各种阻碍。在一系列扶持措施的作用下，长春每千人小汽车保有量高达 353 辆，远超北京、上海和深圳。
这种一家独大的现象不仅局限于一汽。近年来，长春的各种资源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趋势。2000 年至 2004 年间，长春的五所高校并入吉林大学，使其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校区遍布全城。以至于有人调侃说，以前人们常说“吉林大学在长春”，而现在则是“长春就在吉林大学里”。在医疗领域，吉大一院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医院除了个别科室还能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外，整体上都与它存在较大差距。一位本地医生回忆道，十多年前她上学时，吉大的三家附属医院规模相差不大，但随着时间推移，资源差距逐渐拉大，这与长春与其他县市的发展差距类似。
在商业领域，这种资源集中化表现为一种相对单一、缺乏竞争、排斥外地品牌的内循环倾向。长春的商业生态具有极强的垄断性，几乎没有全国性连锁品牌能够立足。宜家、居然之家、盒马鲜生、7/11 等品牌要么未能进入市场，要么进入后惨淡收场，只有沃尔玛和两家麦德龙勉强存活，其余大部分市场份额被欧亚超市牢牢占据。几年前，宜家已经选好了地址，最终却未能落地，导致长春的消费者如果想要购买宜家家具，只能前往沈阳购买后再运回长春。然而，这个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的品牌在沈阳却遭遇了失败。这一切都是封闭体系的结果：不允许外地品牌进入，久而久之，本地品牌也会失去竞争力。
这种体系的长期运行可能导致更加封闭的状态。正如本地人所说，外地品牌“一是进不来，二是时间久了可能也不想进来了”。这种局面进一步催生出一种奇特的现象：长春出现了许多山寨品牌，比如上海的“巴黎贝甜”在长春变成了“法国贝甜”，“85 度 C”则被称为“味道 85 度”。有些长春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长期以来使用的是山寨版本，当正品品牌进入市场时，他们反而表现出抵触情绪。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例子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两年后，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渐中断，最明显的标志是诸如 TikTok、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新兴社交媒体平台相继推出了本土化的替代品（分别名为 Yappy、Rossgram 和 RuTube）。这表明，这种仿版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相对隔绝的结果，只有在两种体系缺乏交流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客观地说，“内循环”并非长春独有的现象，在面对外部风险时，这也是一种风险控制机制。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封闭状态可能会无意中拉大与外界的差距，长期来看还会削弱城市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过度依赖某一产业甚至某一家企业，使得长春的城市经济生态变得单一化，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不仅难以调整，还隐藏着潜在的风险，因为一旦该产业出现问题，整个城市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事实上，危机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受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一汽集团 2020 年以来的销量分别为 370 万辆、350 万辆和 320 万辆，不仅逐年下降，而且 2022 年仅完成了销售目标的 78%。更为关键的是，当全国转向新能源汽车时，一汽的转型步伐迟缓，去年仅售出 17.2 万辆新能源汽车，相当于比亚迪的十分之一。尽管汽车产业得到了发展，但其本质上属于传统产业，一旦市场需求减弱，这座城市该如何应对？
生活才是希望
许多城市都在努力转型，但长春尤其困难：谁都明白应该从传统的重工、军工优先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民生、消费优先的市场经济模式，然而长春的整体经济生态仍然相对封闭。所谓的市场化往往是以市场化为名进行资源剥离，但对于长春来说，这些包袱并非轻易能够甩掉。在这种情况下，长春能够灵活运作的空间非常有限。尽管作为省会城市能够调动不少资源，但近年来长春找到的新增长点并不多，除了汽车开发区外，其他几个经济开发区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像洛阳、淄博那样挖掘本地文化旅游资源似乎也不是可行之道。长春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大多与伪满时期有关，带有一个“伪”字本身就让人望而却步。当然，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所在地，长春被誉为“电影之城”，但郊外的长影世纪城甚至连出租车司机都不推荐游客前往。一位本地朋友提到，电视剧《人世间》的外景就是在长春拍摄的，生动再现了七八十年代的生活场景，这让一些观众非常怀念过去的平房和火炕，但拍摄结束后这些场景就被拆除，实际上完全可以保留下来作为旅游资源。因此，发展旅游业的想法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国内冰雪旅游兴起，长春似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哈尔滨擅长冰雕艺术，而长春和长白山的滑雪资源则更具优势。有识之士呼吁将 2038 年的冬奥会引入长春，但截至目前，连国内游客都没有将长春视为冰雪旅游的首选目的地。原计划于 2019 年开业的冰雪新天地项目因疫情推迟至 2022 年底，虽然模仿了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但南湖的冰雕作品无论从工艺还是精致程度上都无法与哈尔滨相比。尽管如此，一位长春人还是忍不住调侃道：“有这样的想法就已经很进步了。”
长春的娱乐产业虽然发达，但市场规模有限，远不及长沙那样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海底捞 2017 年进入长春市场后，四家门店中有两家已经关闭，因为长春的年轻人口和消费能力有限。还有人试图借助韩国的技术，将长春打造成中国的整容美容之都，但这一设想至今仍未实现。长春的洗浴行业一度被称为“南有东莞，北有长春”，但这并非因为当地人喜欢洗澡，而是下岗潮期间大量人员涌入这一行业，催生出了畸形的市场需求。
如今，我们认识到中国市场虽然自成一体，但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依然很高。现实是，内需往往局限于基本生存需求（即所谓的“刚需”），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长春的情况正是中国现状的一个缩影：它拥有东北最发达的工业基础，理论上应该能够通过稳定的收入群体带动本地消费，但长春人的消费意愿却不高。普遍的感受是，长春的收入水平较低，但物价却不低。
实际上，人们感觉到近十年来购买力有所下降。一位长春女孩在 2006 年进入百货公司的化妆品柜台工作时，当时的薪资水平不错，普通员工的月薪通常在三五千元左右，一碗麻辣烫的价格仅为 4 - 5 元；2008 年之后，随着国际品牌的进入，欧亚商都等商场大幅扩张，许多销售人员的月薪甚至超过了万元。但从 2012 年开始，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逐渐放缓，一碗麻辣烫的价格涨到了 9 元。到了 2014-2015 年，赚钱变得更加困难，她选择了离开柜台，转而进入一家民营企业，明显感受到管理混乱，而近五六年来更是感到同事们的收入在减少，代购和电商的冲击使得维持月薪五千元都变得困难。
这种内需低迷的原因不仅是手头拮据，还在于缺乏消费场景和氛围。一位本地朋友直言：“长春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旅游资源，不像一线城市那样拥有完善的公共设施，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娱乐场所，导致整个城市显得死气沉沉，生活氛围压抑。朋友如果要来长春，我都会劝他们别来，‘我去沈阳见你们’；有时候外地亲友来访，家人会带他们去哈尔滨游玩，父亲甚至开玩笑说：‘哈尔滨欠你一个荣誉市民。’”
为什么会这样？与其说是长春人不爱消费，不如说是缺乏消费场景和氛围：“长春有不少老建筑，但难以开发出旅游价值，道路宽阔，无法开设夜市和小吃摊。基础设施和消费是相辅相成的，你需要有便利店、夜市、酒吧等各种消费场所，以及丰富的文化生活，但这里缺乏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消费方式，夜生活几乎不存在。长春是一个工业城市，与上海的作息习惯不同，通常下午四五点就下班了，尤其是在体制内工作的人群中，晚上出门被认为是不安全的。有一次晚上 10 点我皮肤过敏想去买药，母亲都觉得非常危险。在北京，我经常在晚上 11 点骑车回家，但在长春，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这或许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长春的城市规划始终围绕行政中心和工业城市的定位展开，就像一个机关大院或一家工厂，其功能设计原本是为了“生产”而不是“消费”。这意味着，当长春试图转型时，不仅需要重塑城市空间，还需要创造一种全新的城市文化。此时，打破原有的封闭结构尤为重要，通过“拆墙透绿”，重新开放，为新事物的萌芽和成长创造条件。
作为东北著名的大学城，长春并不缺乏高素质人才。一位多年前回国的本地朋友指出，现在的年轻人“经历的事情比我小时候多得多”，网络拓宽了他们的视野，打破了老一辈固化的思维模式，变得更加开放。如果只是简单地扶持几家老企业，将它们纳入体制内，那仍然是在旧框架内打转。任何一个敏感的灵魂都会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的才能、需求和理想难以得到充分满足，就像穿着一件无形的紧身衣。
时至今日，长春不能再仅仅围绕“生产”来组织社会生活，它需要释放活力，创造更多满足市民实际需求的场景和机会。毫无疑问，这条路并不好走，也不会立竿见影，但这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