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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的观点是，最贴近了解一个城市的窗口，莫过于它的菜市场。菜市场不仅承载着人们对市井生活和烟火气息的所有想象，同时也是观察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
早在 1865 年，英国人托马斯·汉壁礼就在上海外滩租界附近的宁海东路建起了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第一座现代菜场的“中央菜场”。虽然这座菜场仅运营了不到一年便关闭，但随后上海的街头集市性质菜场在各地纷纷涌现。当地名流提供场地，农民们支付租金设摊，逐渐奠定了现代菜市场的雏形。
尽管当时条件较为简陋，但这些菜场已有固定场地、明确经营范围与管理规范，反映了较为成熟的商业形态。菜场的普及历经近百年，但受到城市化程度和流通政策的双重限制。
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实行农产品统购包销，农贸市场始终难以形成独立生长的土壤。1978 年流通政策调整后，各种集市交易逐渐恢复，传统计划体制逐步被打破，城市农贸市场迎来发展契机。
菜篮子工程与菜场的发展
菜篮子工程是推动菜市场及农副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始于 1988 年，涵盖市长责任制、全国农产品流通体系构建与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成为纽带，实现了从农村生产者到城市消费者的有效链接，推动了“退路进厅”战略的实施——流动摊贩逐渐向固定菜场摊位转移。
钢棚菜场因造价低廉、占地广泛，得以快速覆盖，并为摊贩及顾客提供遮风挡雨功能，成为菜场快速发展的主力形式。设施虽简陋，例如简单的水泥地面、明渠排水和临时照明灯泡，但正是这简朴的硬件条件支撑了菜场的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1979 年全国农产品集市数量约 3.8 万个，到 1998 年已接近 10 万，销售额从 183 亿元暴涨至近 2 万亿元。
传统菜场的商业与文化地位
90 年代的菜场不仅是买菜的地方，更是商业和社交的中心。在城乡结合部及乡镇县城，菜场往往是区域商业繁华地段。这里早餐店、小商品摊、裁缝铺、服装及文具商铺共存，形成一个多元的生活枢纽。
然而，丰富的业态也带来管理难题，活禽贩卖、各种生鲜甚至蛇、青蛙等食材现场售卖，虽满足多样需求，却带来了食品安全隐患。随着 21 世纪食品安全意识增强，农贸市场面临升级改造的压力。
农改超试点与超市冲击
自 2001 年起，农改超试点推动农贸市场转型为超市业态，旨在提升卫生标准和管理水平，但广大地区阻力较大。原因主要在于超市运营成本较高，导致生鲜蔬菜价格上扬，难以满足关注价格的消费者；此外，传统消费者习惯于挑选品种多样的新鲜菜品，超市单一卖家特点不利于形成比较空间。
尽管大多数农改超项目遭遇经营困境，但也有成功案例，如福州永辉超市通过扩大生鲜区面积，成功吸引客户，成为业界标杆。
传统菜场的困境与更新改造
除了农改超，菜场转型还有更新改造和搬迁消亡两条路径。更新改造着眼于将钢棚菜场改造为封闭、标准化管理的室内市场，配备通风、电子信息屏等设施，力图保留传统摊贩和社区居民的联系，塑造现代化却不失市井气息的生活空间。例如北京三源里、上海乌中市集即属此类成功改造。
不过，这些成功案例毕竟是少数。随着城市空间价值攀升，许多大型菜市场因经济效益有限逐渐搬迁或关闭，中小型菜市场则分化为专营某类产品的小农贸商店，菜场正走向碎片化。
买菜需求与业态多元化
买菜需求不会消失，但随着生活方式变化，传统菜场已经不再是唯一选择。外卖产业发达，连锁餐饮中央厨房和预制菜工厂兴起，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无需厨艺的生活方式，减少了到菜场买菜的频率。
类似于日本便利店以便当和熟食占主导利润，中国便利店和外卖同样分流了传统菜场的客流。菜场的没落，往往不是被同质竞争取代，而是在生活方式深刻转变中整体边缘化。
菜场的独特价值与文化记忆
尽管如此，菜场的存在具有独特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何老一辈人宁愿坐公交车远赴郊区菜场，只为捡便宜的菜价，和为什么城市居民对菜场有深厚的情感依赖。
菜场不仅是一处交易场所，更是社区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曾经买菜也是社交行为的体现，人们交换当天菜价信息，形成非官方的价格调节机制。正因如此，菜场成为邻里互动和社区归属感的载体。
著名作家汪曾祺等人强调，想了解一座城市，先去菜市场看一看，不仅是对饮食文化的探究，更是体验当地人生活状态的窗口。公共空间的稀缺让这种烟火气和人情味显得尤为珍贵。
如今，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和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带来多样选择，却也让真实、线下的市井生活日益稀缺。菜场的消失，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告别，也引发了对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缺失的深层次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