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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最具 “ 绿色 ” 特质的一届奥运会。在 2024 年巴黎奥运会正式开幕前，社交平台就赋予了其颇高的热度，不过热度大多集中在对巴黎奥运会的吐槽上，像不提供空调、奖牌由巴黎铁塔废料锻造等。网友犀利评价：打着环保旗号，实则行事吝啬。
实际上，据 WalletHub 对巴黎奥运会耗资的分析，本届奥运会的举办成本预计为 82 亿美元，将成为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历史上成本第六高的奥运会。
倘若翻开奥运历史，会发现往届奥运会多数以亏损告终。比如 1972 年的慕尼黑奥运会，就产生了高达 8.93 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即便如此，众多国家和城市依旧不遗余力地参与奥运会举办权的竞争，一次不成便两次、两次不成便三次。甚至因申奥失败，还引发过政坛大鳄引咎自杀的悲剧。
1988 年，韩国汉城（现名首尔）奥运会开幕两个月后，日本人仲谷义明在家中自缢身亡。1977 年，仲谷义明是日本爱知县知事，当时负责日本名古屋 1988 年奥运会的申奥工作。名古屋申奥失利，此事在仲谷义明心中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为此丢了工作。后来汉城举办奥运会，他越看越难受，最终想不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反映出关于奥运会的一个现实，即许多城市对举办奥运会的热切期望远超想象。为何明知亏本却仍争抢着举办？动辄百亿美元的资金究竟花在了何处？奥运会这笔经济账该如何计算？要花费多少钱？如何筹资？
奥运会不仅烧钱，而且是一项长期的巨额开支项目。这是因为，奥运会的影响在开幕前 11 年便已开始，资金投入亦是如此。
简单来讲，主办城市决定申办奥运会后，需用两年时间应对国际奥委会的考核，多数城市可能要历经两次考核才能成功。获得申办资格后，主办城市要用七年时间为奥运会正式举办进行筹备。
应对奥委会的考核花费相对较少，真正耗费资金的是随后紧锣密鼓的筹备期。
举办一届奥运会的成本之高，从相关数据便可略窥一二，并且几乎所有城市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成本超支的状况。
2014 年俄罗斯索契冬季奥运会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耗资近 200 亿美元、成本超支 289%，使其成为了 “ 史上最贵奥运会 ”。
这些资金都流向了哪里？一种常见的划分依据是根据支出项目能否在赛后持续使用，将奥运会支出分为建设支出及运行支出：
建设支出即承办城市为举办奥运会新建的包括奥运村、媒体村等方面的支出，体育场馆与相关设施的建设维护费用也包含在内。
运行支出可简单理解为，在为期半个多月的奥运会举办期间，维持奥运会正常运转所花费的资金，涵盖开、闭幕式，文化活动与竞赛举办，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服务，兴奋剂检验，奥运村管理与维护，交通及安保服务等，每届奥运会准备的十几万个套套也在此范畴。
这两笔支出中数额更大的显然是建设支出，单是体育场馆和奥运村的建设，就足以令主办城市头疼不已。
以 1988 年汉城奥运会的支出占比为例，各项支出的轻重一目了然。
在不同国家，具体由谁负责哪项支出并不相同。负责建设支出的可能是奥组委，也可能是相关政府部门和各类国营及私人机构，如 2018 年北京奥运会时，90.8% 的资金由政府支出。而负责运行支出的通常是各国的奥组委。
然而，拿出如此巨额资金筹备奥运会绝非易事。经济发达的地区尚可应对，那些资金匮乏却仍渴望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则倍感艰难。
蒙特利尔就遭遇了困境。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加拿大政府未提供任何筹资担保，致使奥运会结束时，可怜的蒙特利尔市政府收入仅占所需支出的 5%，有 27.29 亿美元的亏空亟待弥补。他们无力承担这笔费用，最终蒙特利尔市的纳税人长期背负着偿还这笔费用的重担，直至 30 年后才还清这笔赤字。
那么，奥运会既然如此烧钱，资金从何而来？
一般而言，奥运会的资金筹措由主办国政府、地区 / 省 / 联邦政府、城市 / 社区以及私有部门共同完成，不同国家各方的出资比例有所差异。
在此提及历史上几届典型的奥运会：1976 年的蒙特利尔、1984 年的洛杉矶、1996 年的亚特兰大。
1976 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市政府全额出资，这使其背负了 30 年的沉重债务。
到 1984 年，洛杉矶市民因蒙特利尔的惨痛经历而心生畏惧，决定不再参与，他们迫使加利福尼亚州和洛杉矶市政府拒绝进行公共基金投资。这使得这届奥运会成为历史上第一届与主办城市无关的奥运会，所需资金完全由私有部门提供，以政府为主要经费来源组织奥运会的历史就此改写。
再到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完全由私有部门筹办奥运会的模式被禁止 —— 此次是国际奥委会予以否决。原因何在？奥林匹克宪章规定：“ 每一个候选城市必须提供由国际奥委会认可的经费担保。” 换言之，国际奥委会既要保证奥运会质量，又要实现盈利，而私有部门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安全感。
不过在具体的筹资手段上，有些资金来源实际上与奥组委收入难以清晰区分。
比如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组委会所有与政府许可相关的收入均来自 “ 特别筹资渠道 ”，其中包括奥运会纪念币、奥运会纪念邮票、奥运彩票等，这些既属于筹资范畴，也可归为奥组委的收入。
先给出两个结论：
1.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是一个转折点，奥运会商业模式自此成型，收入结构在这之后发生了显著变化；
2. 历届奥运会中最稳赚不赔的是国际奥委会；
谈及奥运会如何盈利，不得不再次提及 1984 年那届极具传奇色彩的奥运会。
其之所以神奇，总结起来便是三句话：申办时没有竞争对手、筹备时政府甩手不干最终只能交由私人承办、会后核算纯盈利 1.5 亿美元。
它是如何实现盈利的呢？这要归功于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彼得 · 尤伯罗斯。在这届奥运会上，他首次采用招标方式出售电视转播权、改革了奥运赞助的商业模式、开创了奥运会门票销售的先河。
尤伯罗斯实际上就是将拍卖引入了奥运商业领域，并发挥到了极致。
实际上，1960 年组委会就已开始独家出售电视转播权，但直至 1984 年以前，转播费一直较低，尤伯罗斯认为照此方式难以盈利，于是果断提高竞拍价格，最终美国广播公司花费 2.25 亿美金才赢得转播权。
尤伯罗斯还引入了 “ 独家昂贵赞助 ” 的概念，即所谓的 “top 计划 ”，当然这一概念并非由他首创，向奥委会推销此概念的是阿迪达斯的创始人达斯勒。尤伯罗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限定了 30 个行业，每个行业最终仅有一家能够进入 “top” 计划。
接下来便是拍卖环节。想要进入 “top 计划 ”？没问题，底价 400 万美元，开始叫价吧，出价高者获得名额。结果可口可乐为战胜百事支付了 1350 万美元、日本富士为击败柯达支付了 1000 万美元。
这届奥运会让尤伯罗斯声名大噪，还赢得了 “ 奥运商业之父 ” 的称号。
之所以说这届奥运会是一个分水岭，是因为它开启了奥运会商业化的大门，以往奥运会的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明显改变。
在此之前，奥组委主要通过纪念币、彩票等方式盈利，收入相对有限。但此后，出资者不再仅仅是普通民众，而是为了抢占市场、打压对手的企业家们，毕竟他们财力雄厚，且愿意投入重金。
时至今日，奥运会最主要的盈利途径为出售电视转播权、赞助费、门票费用。其中赞助相关自上而下分为多个等级，包括 top 计划、组委会合作伙伴、赞助商、供应商、特许经营企业等。
除此之外的一些财源还包括捐款、利息、仪器租金、会费、收费项目、政府补贴、测试赛收益、发行纪念币、纪念邮票、彩票等，不过从整体收益来看，仅上述三项的占比就已超过五成甚至更高。
但许多人或许并不知晓，最赚钱的并非奥组委。
一方面，主办国奥组委与主办城市难以完全区分开来，虽然总体上是主办城市负责会前场馆及基础建设，奥组委负责会间运营，但在核算盈亏时很难做到泾渭分明，最终的收入扣除开支后能不亏损便已实属不易。
正如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最终能够盈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届奥运会政府参与度较低，在交通设施和体育场馆建设方面几乎没有投资。
另一方面，组委会还需向国际奥委会分配不少收入。以收入占比最高的电视转播权出售费用为例，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国际奥委会的抽成比例约为 40%，到 2004 年之后，这一数字涨至 51%。
如此看来，各国奥组委更像是真正的打工者，国际奥委会掌控着收入分配大权 —— 他们宣称自己是非营利性组织，但多年来权力不断扩大，钱包也日益鼓胀。
例如，最初出售转播权的权力归组委会所有，1968 年以前奥委会只能获得 1%-4% 的收入，后来他们看到电视转播权这块 “ 肥肉 ” 愈发诱人，便将权力收归己有。从 1998 年长野冬奥会开始，国际奥委会宣布只有 IOC 才能出售电视转播权，并且组委会只能获得少于 50% 的收入。
总而言之，国际奥委会会从电视转播权和赞助相关市场营销收入中抽取相当比例，门票收入的抽取比例稍低，在当届收入占比中不超过 10%，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收取了门票收入的 7.5%。
最奇妙的是，如果当届奥运会有盈余，奥委会还要抽取一部分作为收入。2004 年雅典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奥委会提前规定抽取比例为 20%。
并且从 2004 年以后，奥运会还规定候选城市必须在支出清单中，将投资（与 “ 奥运会无关 ” 的场馆和基础设施支出）与其他支出项目分开，这显然是奥委会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
不过，国际奥委会在获取收入后并非只顾自身，官方表示，国际奥委会会将收入的 90% 分配给各国奥组委、国家奥委会和单项体育国际联盟组织，以支持全球和各国的奥林匹克运动，剩余的 10% 用于维持组织的日常管理。
但巧妙之处在于，10% 的比例并未改变，然而实际收入却在持续增长，无论怎样计算，国际奥委会都稳赚不赔。
所以，国际奥委会作为奥运会的最高领导机构，面临的压力实际上比主办城市小很多。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奥委会就在奥运经费问题上做出了明确规定：“ 举办奥运会的融资责任将由主办城市和奥运会组委会共同承担。”
但筹办一场奥运会的最大支出是城市基础建设、体育场馆建造维护等建设费用，这使得奥运会对大多数城市而言，最终都成为了赔本买卖。既然赔钱为何还要举办？
从整个奥运历史来看，日本或许是对奥运会最为执着的国家之一。
二战期间日本获得了 1940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届奥运会最终被取消。
因此，当二十年后战争硝烟散去，日本再次获得 1964 年奥运会举办权时，这届奥运会对日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日本需要借助这届奥运会提振国民信心，同时也迫切希望借此重塑国际形象。
为了办好这届奥运会，日本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包括比赛设施和奥运村建设、运营费用、道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等，日本为筹备东京奥运会投入的资金约合 30 亿美元。
这些投入并非毫无回报，日本的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运输、通讯等行业迎来了强劲发展，使日本进入到 1962 – 1964 年的 “ 奥林匹克景气 ” 时期。
这还带动了日本就业率的上升。
后来这届奥运会被广泛认为是奥运史上最成功的一届之一。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借助奥运会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1964 年东京奥运会不仅向世界展示了日本的复兴，同时也拉开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序幕，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即便不考虑日本的情况，许多承办城市乃至国家，在筹备奥运会的那几年经济表现良好。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筹办奥运会意味着总需求的额外增加，对经济的影响是一种需求冲击。
简单来说，奥运会通过引发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奥运场馆及附加设施的投资、旅游服务的消费、各种体育产品与劳务的消费等等，能够影响举办地的产出、收入和就业水平。
所以单纯以盈利与否来评判奥运会的成败，实际上并不合理。
奥运会早已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它在短暂的时间内让主办城市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是最佳的展示窗口，能使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等在最短时间内被认知、信赖。
更何况奥运会为主办城市及国家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包括改善城市建设、推动城市走向全球化等等。
一言以蔽之，奥运会是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对外形象建设的最优途径。
所以全球范围内对奥运会的热情背后，人们看重的并非赛事本身，而是其背后蕴含的巨大机遇，一个让城市被全世界知晓的机遇。
但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在众多举办城市和国家，奥运会带来的提振效应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就像 1964 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后，日本很快陷入了 1965 年的经济萧条。这一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从上一年的 13.2% 急剧降至 5.1%，企业倒闭数增加了近 2000 家，失业人口增长超过 20 万。
据相关数据显示，往届奥运会举办后 8 年与奥运 8 年 GDP 的增长速率，基本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 2004 年希腊雅典奥运会后还出现了负增长。
这便是后奥运经济存在的 “ 低谷效应 ”。
许多城市为了筹备奥运会，往往大兴土木，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城市建设、修建体育场馆、改善城市生态，但会后容易出现场馆闲置等情况，并且还需持续投入资金进行维护。
所以说奥运会对城市而言就如同硬币的两面，所有人在抛出硬币的瞬间，都清楚自己期望看到的结果，但最终的答案却在硬币落地之后才揭晓。
主办单位不仅要考量城市是否能够承担筹备期的巨额投入，还要考虑能否在会后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就像上文提到的蒙特利尔，无疑是最为糟糕的案例，整座城市的经济发展被债务拖累了 30 年。
但无论如何，对一场奥运会的评价，既不应过度赞誉，也不应过分苛责，才是对待奥运最合理、最公正的态度。毕竟，没有人能够断言，一场比赛就能一劳永逸地改变一座城市。
就像 89 年前，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孤身一人前往洛杉矶时，他不会想到，72 年后的 2004 年，一个叫刘翔的同行，实现了他未竟的梦想。
也像 1957 年，许海峰为中国赢得第一块奥运金牌时，他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的 2008 年，我们举办了自己的奥运会，站在了奥运会金牌榜的首位。
所以改变就在悄然间发生，历史就这样波澜壮阔地前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