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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城市生活，很大程度决定了普通人的生活质量。毕竟多数人只能在当地的公共服务体系中进行选择。
消费决定生活质量
每个城市居民都需消费维持生活，除单位发放的物资外，其余都要购买，如日常饮食所需的米和菜等。不同城市生活水平各异，有些城市出现了收入不高但消费不低的情况。在东北长春等地，当地人常提及此现象。北方一些工业城市围绕重工业布局，消费场所有限，工人收入下滑时，这种感受尤为明显。西安也有“消费上流，收入下流”之说，普通人生活是“低工资 + 中高物价”。比如，从上海回到西安生活的朋友就发现，上海大超市里一瓶可口可乐低至 2 元，西安普遍售价 3.5 元；西安街头一碗油泼面十二三块钱，虽比上海便宜，但西安薪资水平却比上海低近一半。
对于多数普通人而言，消费水平很大程度影响甚至决定生活质量。人们都期望过上“能负担得起的美好生活”，但收入难以提升且物价居高不下时，生活品质必然受损。淄博烧烤的爆火，除网络口碑传播外，或许与“消费降级”有关，因其能让人以较低廉方式获得满足。鹤岗吸引年轻人前往，是因其房价和生活成本低，公共服务较齐全，尽管物价不比一线城市低，但也不会更高。四川绵阳、乐山、德阳等城市对很多人有吸引力，体制外月收入三四千，工作压力小，房价不高，基本一个月工资能买一平米房子，买房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四川物产丰富，食物价廉物美，山水环境优美，居住舒适度高。
前些年去四川绵阳、广元、阆中等地，酒店一晚 100 元左右，住宿条件相当于上海 300 多元的锦江之星；广元凉面一碗 4 块钱，配料简单却美味。消费带来的生活质量，因侧重点不同而有差异。有成都人去北京读大学后意识到，四川人喜欢把钱花在吃上，而北方朋友更愿克制口腹之欲，将钱花在大件耐用消费品上。时评人张丰 2005 年大学毕业后到成都，当时月薪三千就能过得很舒服，几个朋友点四个菜喝酒，80 元左右。直到 2011 – 2015 年，成都生活节奏仍很慢，老城区很悠闲，吃饭不贵，人均几十块就能吃火锅，生活成本低，幸福感高。近些年来，成都城区和人口大幅扩张，普通人生活压力增大，但仍保留很多亲民小馆子，成都人依旧热衷美食。一位在成都生活多年的外地女孩说，一次下班后搬家，饭点时司机抱怨从锦江到双流偏远没法好好吃饭，她指着新家旁的面馆说“这里就可以啊”，司机却答：“那根本就不叫饭。”
若城市商业生态能提供丰富价廉物美的服务，即便居民收入不高，生活质量也能有保障。这需要衣食住行各方面有多样丰富选择，通俗讲就是小店越多越好。便利店密度是体现生活便利性的一个指标。从 2012 – 2021 年间，全国便利店门店总数从 5.54 万家上涨到 25.3 万家，增长 4 倍多。便利店虽被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体系”布局，但国内城市单店覆盖人口仍不够“便利”，相当于日本、美国的 3 倍多，是英国的 5 倍、韩国的近 7 倍。全国主要城市中，东莞便利店覆盖率最高，每 2052 人就有一家便利店，达到日本和美国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便利店覆盖率最高的五个城市多为二三线城市，可能因其开店成本低，更贴近市民生活服务。从 24 小时营业率看，成都第一，80% 的门店 24 小时营业，前十名除北京（位居第 9），其余清一色是南方城市。
大城市消费为何更低
一些城市出现“收入不高、消费不低”现象，原因复杂。东北老工业城市围绕工业生产布局，以往生活服务需求低时问题不突出，但随着城市衰落、居民收入下降，生活物资依赖南方厂商，成本增加。而且这些城市多是计划经济时代产物，侧重生产指令，生活消费、服务供给不足，价格自然体现出来。相比之下，成都、长沙等南方城市，本地劳动力长期便宜且充足，市场竞争激烈，店家为立足会想尽办法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
市场经济发达时，城市生态会根据需求自发响应，提供相应服务。国内四川等地小城市生活成本低，是因为保留了自发市场形态，供应链条短、人力成本低。而大城市虽有巨大需求，对小众产品和服务能做得更好。沃顿商学院教授杰西·汉伯里研究发现，纽约、旧金山等生活成本高的城市，年收入超 10 万美元的富裕阶层在食物方面花费，比底特律、亚特兰大等生活成本低的城市少 20%。这是因为大城市消费需求多且丰富，小众、奢侈消费更是如此，比如纽约人花不到 3 美元就能做美甲，比其他城市便宜得多。
这就是规模经济的好处，大城市店铺多，竞争自动调节价格。小镇可能只有一家餐馆，没得讨价还价，大城市则不同。大城市庞大的供需关系使奢侈品都可能更便宜。而且小地方易靠权力干预形成市场垄断，大城市复杂开放生态中则较难。按照《人类进化史》观点，城市人口每增加一倍，创造提高 115%。经济地理学上的“门槛人口”概念表明，货物和服务等级越高，所需门槛人口越多，越分布于少数高级市场中心。这意味着大城市更易催生出多样化、高层次需求和服务，同时降低成本。
国内外卖、快递等新兴服务产业发展快，除互联网新科技和劳动力成本低优势结合外，城市人口密度大也是重要原因。这不仅是量的差异，还造成结构性不同。互动少、密度低只能产生普通需求，难以催生像脱口秀这样的特定需求。当然，人口多元化是前提，否则同质化人群难以催生多样化需求，比如 10 万农民住在一起仍是大村庄。
当城市有丰富市场机会时，能为居民提供多样收入来源，因为市场需求催生新机会。不像计划经济色彩浓的城市，失业对居民收入影响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南方城市表现更好，很大原因是计划经济色彩淡，更市场化，产业结构和人口多样性突出。
打破困境的方法
要发挥市场力量，有形之手可放宽尺度。根据美团数据，成都独立咖啡店总数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这除成都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愿为高品质付费外，还因成都城市氛围好，政策包容度强，租金相对友好。KUROKII Cafe 的主理人受访时说：“横向对比各城市，成都租金市场一直处于低位，房租占开店成本比例大，所以成都大环境适合开店。”
一个城市要真正改变，除对创业开店友好外，还需对不同人群友好吸纳，扶持新兴商业形态，城市规划预先考虑不同群体需求，向民生真正需要领域倾斜。“收入不高，消费不低”看似两个问题，实则一体两面。当市场有效运作，就能为城市居民增收，市场竞争机制降低消费价格，答案就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