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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疫情的逐步缓解，越来越多的一线城市青年开始将目光投向三线城市的音乐节，视之为一种“代餐”。他们跨越地域限制，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驱车前往阿那亚、太湖、青岛等地的音乐节，寻找一种不一样的自由与体验。这种现象在网络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多年轻人在相关社区中热烈讨论，分享现场感受，求取演出票，也会吐槽票价的飙升甚至转让门票。与此同时，2019 年建立的“一起去看音乐节”小组中，成员们更是组织起同城或异地的约伴，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年轻人纷纷奔赴各地的音乐节现场。这一切都表明，青年对文化娱乐的消费方式正发生深刻变化——不再拘泥于一线城市，跨城追欢已成为常态。
实际上，后疫情时代，跨城看演出变得越来越普遍。根据《中国演出行业报告》的数据，2021 年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演出市场已逐步赶上甚至超越一线城市，全国音乐类演出的票房不仅下沉，超过 40% 的观众选择跨城出行参与演出。音乐节已不只是一场娱乐活动，更成为某种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参与者期待在大自然或远离喧嚣的场地中，享受“本真”的音乐体验，感受自由的气息。而在这些现场，除了音乐表演之外，良好的氛围、丰富的周边服务和纯粹的精神体验，也成为青年们追逐的焦点。
三线城市“造节”热潮，激发地方经济新活力
回眸中国音乐节的历程，自 2013 年起，各大厂牌纷纷走向全国，推动多城市举办户外音乐节。迷笛、草莓、热波诸多品牌，先后在山海关、日照、镇江、深圳、杭州等地扎根，串联起“摇滚精神的故乡”。而随着时间推移，部分音乐节逐渐与特定城市建立紧密联系，如成都的仙人掌、西湖的杭州、丽江的雪山，形成了热度逐渐升腾的区域品牌。
此外，不少新兴厂牌也开始探索深度合作，将城市文化与音乐节融合，为地方注入更多活力。创建于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音乐节，虽然在市场中曾经高速发展，但如今更注重的，是推动二三线城市的文化旅游。音乐节带动了本地旅游、餐饮、交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也成为提升城市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娱乐，更是一种城市推广和文化输出的“新名片”。
在中国，音乐节的盈利模式逐步成熟。起初，像 2004 年银川的“中国摇滚光辉路”音乐节，汇聚了崔健、汪峰等重量级明星，三天吸引了 12 万人次，票房 680 万元，赢得了地产商的赞助。近年来，大型音乐节的成本也在不断攀升。例如，超过万人场次的日均成本已超过 500 万元。而一些中小型音乐节，每日预算在 200 万元左右。这些投资背后，既有场地租赁、艺人出场费，也包括宣发和现场管理。为了降低成本，许多城市成为音乐节的“理想之地”，在二三线城市举办的音乐节不仅能大幅度减少预算，还能带来强大的地方消费效应。进行中的音乐节，也逐渐成为文化旅游的“助推器”，帮助城市吸引游客，丰富文化层次。
疫情冲击下的城市音乐节新格局
然而，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全球文化娱乐产业遭遇重创。在疫情的影响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演出明显减少，部分音乐节延期或取消。据统计，北京、上海的主要音乐节数量锐减，出现了空窗期。相反，山东、江苏、四川、浙江等省份的音乐节数量却实现了逆势增长，年度举办场次跃升，从而成为新的文化热点。一线城市的音乐节逐渐“隐退”，取而代之的是各地以自然、草地、古典等特色街区或乡村场地为主的新型场景。这些场地更兼具经济性和趣味性，满足了人们在疫情环境下对于“安全、私密、自由”的新要求。人们愿意在城郊或近郊的环境中，体验户外音乐、品味自由的时光。由此，音乐节逐渐成为“代餐”，不再单纯以演出为目的，而更多联结旅游和休闲，满足在特殊时期远离城市喧嚣的需要。
另外，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短途旅游、周边游逐渐流行，音乐节的文旅属性更是被放大。数据显示，旅游和演出业的复苏以城市外的区域为主，“在地游客”比例持续升高。音乐节不再只是单纯的文化体验，更成为人们逃离现实压力的“避风港”。在城郊的绿色草坪、远离尘嚣的乡村地带，一场场户外音乐盛宴，不同于城市的喧嚣，成为“诗与远方”的特殊诉求。很多青年在这里找到心灵的归属，也满足了他们对“自由、真实”的向往。这一变化，或许是当下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个缩影：在特殊背景下，文化消费不断多样化，音乐节成为满足精神需求的新途径。尽管明星演唱会、影院等公共娱乐渠道受限，音乐节以其独特的场景魅力和文化属性，逐渐成为青年群体心中的重要精神补给站。
在未来，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年轻人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是否会进一步推动音乐节的发展，值得持续关注。而这些三线城市的“造节热潮”是否会成为国内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也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