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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的万亿 GDP 城市俱乐部榜单里，重庆生产总值达 2.91 万亿元，超越广州的 2.88 万亿元，成为中国的“经济第四城”，坐稳中西部地区首位。然而到了 2023 年一季度，广州凭借 6963.92 亿元的成绩，以微弱优势反超重庆的 6932.89 亿元。实际上，重庆与广州在经济上的“较量”由来已久。上世纪 90 年代前，重庆 GDP 一直领先于广州，1992 年后广州实现超越，并将对手逐渐拉开距离。2007 年，重庆升级为直辖市且西部开发计划实施，两城差距迅速缩小。2017 年两城先后进入 2 万亿城市行列后，便开始多年来对“第四城”之位的争夺。鉴于广州和重庆与第三名深圳的经济体量仍有差距，今年谁能成为“老四”，依旧充满悬念。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岭南地区，珠江下游，濒临南海。城市东边至西边，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纵向排列，如同猛兽的五条爪痕，撕开一道名为南岭的天然防线，划分出岭南区域。这种地理阻隔，赋予岭南独特色彩，使其在中原人眼中成了“蛮夷之地”。虽说岭南山地居多，不利于农耕，但阳光充沛、雨水滋润，堪称“筷子插在土里都能发芽”的生态乐园。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军南下，设南海郡、番禺城（位于今广州市中心越秀区）。秦始皇本欲将此地建成帝国战略物资储备基地，却意外“缔造”出一个国家。公元前 204 年，南海郡尉赵佗趁秦末农民起义，秦王朝自顾不暇之际，封关绝道，兼并岭南桂林郡，建立南越国。西汉初年，赵佗自称“皇帝”，却对新生的大汉帝国俯首称臣，经汉王朝认可后，安稳统治九十年。到西汉时期，这个盘踞岭南近百年的南方小国渐不把汉王朝放在眼里，最终被汉武帝消灭。三国时期，东吴将此地纳入版图，在珠江口建新城，命名为广州。不过，因其崇山峻岭密布，仍是人们眼中的“瘴疠之地”。唐朝时，宰相张九龄主持开凿南岭山路，广州开始有外来移民，逐渐接纳中原文化。尽管因地理因素，广州文化曾比中原闭塞，但在海上贸易领域却领先许久。早在南越国时期，广州便开启海上贸易，用自产陶器在南洋等地与西亚商人交换银器和非洲象牙。汉王朝攻下南越国后，一边设新政权管理机构，一边延续南越国海上贸易，用丝绸与黄金从东罗马帝国和希腊商人手中换回各类异国物产。自广州打开的“南大门”，一开便是千年，是泉州港、宁波港的“前辈”，史书称其“收课入倍于它路”。明清时期，受海禁政策影响，广州虽受波及，但凭借独特地理位置成为“例外”。清康乾时期闭关锁国，沿海城市“无片舟入海”，唯独广州“粤海关”管辖的“十三行”，因是皇帝“小金库”，获准与外国商行交易商贸，年收入超全国田赋 50%，此盛况持续 85 年。两千多年前，广州因远离政治中心，无所顾忌成为海上贸易商业城市，却在“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成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城，推动了中国近代史进程。康乾盛世余晖落下，帝国走向末路。海风带来的变革，激发广州人骨子里的豪情，演变为革命风潮。三元里、纪念堂、黄花岗、中山大学、农讲所、团一大广场、烈士陵园……广州街头这些地名，几乎是半部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缩影。这些远去的故事，闯过长夜，终成传奇。
说起广州，“广交会”不得不提。新中国成立后，为冲破西方国家贸易封锁，这座“千年商都”再度挺立潮头。1957 年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即广交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城市，又有濒临港澳的地理与文化优势，广州举办广交会是历史必然选择。自创办以来，即便历经各种严峻形势，这一庞大会展活动 65 年从未间断，为推动中国与世界交流、促进经济发展贡献巨大。1972 年，广交会年出口交易额就超全国外贸总额一半。1979 年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客商心存疑虑，试图窥探中国开放意图。当人们还在为“黑猫白猫”顾虑重重时，广州又率先被列入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名单。那年，香港商人霍英东在北京看到首都机场一幅画着三个裸女的云南风情壁画，虽有些震惊但也释然。事后得知这幅壁画虽引发争议却得到总设计师首肯。回到广州后，霍英东主动提出建设五星级酒店，即后来的白天鹅宾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中外合资高级酒店。霍英东说，“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此后，白天鹅宾馆成为广州时代名片，南来北往的政府官员、客商纷纷前来参观、入住。1986 年，白天鹅宾馆举办国内首场时装表演，开启服装业新业态，广州成为全国时尚地标。但对更多人而言，广交会才是象征时代变迁的“晴雨表”。人们发现，场内充满浓厚政治色彩的宣传口号逐渐被经济口号取代，各类轻工业品增多且更精美，销售人员服装也从中山装变为西装。广州通过广交会舞台站到国际大循环起点，以开放姿态迎接新时代。一年两度的广交会，仿佛沿袭古代商船乘夏季风而来、又乘冬季风而去的习惯，重塑广州商业面貌。当时广州流行“河中无鱼市上有”，意思是放开价格市场才有鲜鱼卖。于是，凡事喜欢“饮头啖汤”的广州人率先放开商贸集市，设立各类小商品摊位，诞生国内最早的个体商户。不久后，广州服装市场、建筑市场等相继放开，再次引领国内风气，成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第一个服装个体户集贸市场（高第街）、第一家开架式售货商场（友谊超市）、第一个灯光夜市（西湖路）、第一条步行街（上下九）、第一个纯商品房住宅小区（东湖新村）、第一条电冰箱生产线（万宝冰箱）……汇集无数“全国第一”的广州，将“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随着严格户籍制度松动，人员自由流动成为可能。相比尚在开发的深圳，那时的广州是无数南下淘金者心目中的“圣地”。“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风靡全国，以广州为代表的城市成为首选。1980 年，“春运”一词首次见报，开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广州火车站至今都是全国春运压力最大的火车站。据有关部门统计，1980 年流入广州的外来人口不足 4 万人；1984 年激增至 10 万；1987 年猛增到 45 万，几乎每 7 个广州人中就有一个是外来人口。广州人平静相待，如同当年接纳各类新生事物。他们知道，新风潮已至，但生活节奏不能乱。
与其他一线城市相比，广州随性得如同每个人的家乡城市。或许是历经各种光怪陆离的历史变迁，广州已波澜不惊。这里繁华一面不少，有沿珠江拔地而起的新城，有高耸入云的小蛮腰和城市天际线。但街面更多是小巷道、窄马路、老骑楼，充满广州老城区独特的烟火气。“饮咗茶未”是广州人日常打招呼方式，早茶中的点心深刻体现广州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传统和悠闲缓慢的节奏。广州不像其他城市到处是千篇一律的烤香肠、臭豆腐干，这里早茶有滋味独特的肠粉、虾饺、煲仔饭、叉烧以及烤乳鸽，令人一口入魂。这是广州的文化底蕴，是让外乡人牵挂的广州味道，更是海纳百川却未丢的城市魂魄。茶馆里那些面色黝黑，穿着夹脚拖鞋和破旧 T 恤的大叔，随手摆在桌上的豪车钥匙并不惊人，令人羡慕的是一串房屋钥匙，那才是财富象征。喝茶、遛狗、逗鸟，广州有钱人的快乐如此朴实无华。虽为一线城市，但广州从不排斥最低端的地摊经济。四季之中，无论越秀区、荔湾区还是海珠区，街头巷尾到处是摆摊小商贩。商品琳琅满目，大到服装鞋包，小到打火机、指甲钳、袜子。城管很少阻拦，开着玛莎拉蒂与骑着电瓶车的顾客共同在摊位随意挑选商品。商贩一视同仁，只要来买货，一律笑脸相迎。因为他们不是“游击队”式游走摆摊，在此经营多年，图的是长久买卖。路边摊价格极为实惠，内地 10 元三双的地摊袜，这里能买五双，质量相同；全棉 T 恤，99 元能买四件，不会上当吃亏。就连路边快餐，荤素三样只要 10 元，虽不精致但贵在实惠。广州是拥有 165 万在校大学生的“大学城”，在全国排名第一，但在这座城市，学历和户籍并非特别受重视，只要肯努力就有赚钱机会。而且，无论年龄长相如何，在这里都会被称作“靓仔”或者“靓女”。正因如此，摩登又有人情味的广州，让外来者感受到家乡亲切感，情不自禁融入这座城市，在此学会喝凉茶、煲靓汤，操着半生不熟的粤语说“唔该”（多谢）。老城区内，道路旁是连绵不绝的木棉树，随便一棵树龄便是百年。它们为人们遮风挡雨，也见证着广州的历史与风韵。或许正是这种不唯出身又坚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城市，才能在经济飞速发展当下，不徐不疾地发展。一座城市的发展不只是看 GDP，城市宜居程度以及城市居民幸福指数也很重要。在国内多年的宜居城市排名中，生活悠闲的广州一直位居广东省首位。徜徉在广州老城区，历史的繁华近在咫尺。
以商业见长的广州，工业方面也毫不逊色。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商率先在珠江口建起柯拜船坞，成为广州近代工业起点。30 年后，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文明门外聚贤坊筹建广州最早的广东机器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制造枪炮火药，兼修轮船。1884 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将造船业务从机器局剥离，利用收购的柯拜船坞和录顺船坞等厂房设备，创办赫赫有名的黄埔船局；至 19 世纪末，黄埔船局已能制造驶向大洋的战船，成为清末中国四大船局之一，展现了一百多年前“广州制造”的实力。一战时期，广州商人掀起实业救国热潮，建立大批民族产业，改变了广州城市格局，带动原本偏僻的西关成为繁华都市一角。士敏土厂（即水泥厂）、硫酸厂、电力厂、饮料厂……纷纷在此扎根。与此同时，广东的“河南”（今海珠区）被定为轻工业区，开建棉纺工业，率先在国内纺出 80 支棉纱，打破外国人“中国只能纺出 32 支纱”的说法。正是广州这些民族工业的涌现，使中国工业体系中的水泥、纺织、造纸等技术相继打破洋人企业垄断，提振了国人信心，促进了广州近代工业快速发展。可惜抗战期间，广州工业制造遭受严重破坏。解放前，近一半工厂歇业停工。建国后，广州人凭借“敢争先”的性格，再次创造诸多工业传奇。从广州钢铁厂炼出第一炉钢水，到广钢第一座高炉（高 54.3 米）点火出铁，标志着广东现代炼钢业开始。海珠区西部，全长约八公里的工业大道，分布着造船厂、造纸厂、重型机械厂等六十多个影响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成为广州工业制造史上的里程碑。其中最耀眼的是广州造船厂（广船国际前身），不仅为海军造出各种战舰，还造出华南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辽阳号”。钢铁和造船只是广州工业实力的缩影，还有不少“广州造”同样是全国第一，甚至亚洲第一、世界突出。广州通用机器厂试制成功全国第一台离心机后，又成功研发当时亚洲最大的日榨 2000 吨甘蔗糖厂全套设备，结束中国不能生产全套制糖设备的历史；广州电池厂生产的 555 牌电池是国内最早出口的电池产品；广州第一橡胶厂制造的自行车胎出口量居全国同行首位；广州锌片厂造出中国第一张电池锌片……到改革开放前夕，广州的造船、钢铁、冶炼、机械、化工和轻纺等已成为国内主要工业代表，为随后的广州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上世纪 70 年代，人们向往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三大件”，到 80 年代，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成为新“三大件”。其中，广州生产的万宝电冰箱成为国内首个国产冰箱品牌，市场占有率一度达 40%。
令广州人自豪的还有五羊摩托车、白云山夏桑菊与板蓝根等曾经知名的“广州造”，但最令人难忘的是如今闻名世界乐器界的珠江钢琴。珠江钢琴前身是广州钢琴厂，曾是轻工系统四个定点大型钢琴生产基地之一。进入八十年代后，虽“珠江”牌钢琴在国内家喻户晓，但在广交会及海外遭受冷遇。由于产品工艺达不到世界同行标准，只能“墙内开花墙内香”。同样是一股不甘心、事事争先的劲头，珠江钢琴立志要做世界最好的钢琴品牌，通过请外援、内部研发，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如今，珠江钢琴实现从“制造”到“智造”的飞跃，全球每卖出 4 台钢琴，就有 1 台是珠江钢琴，悦耳的“广州造”响彻世界各音乐厅。
新时代下的广州，每天都有新事物出现，开拓人们眼界，启发创造力。1982 年，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班的陈伟荣、黄宏生、李东生三名同班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日后分别创办中国彩电三巨头康佳、创维、TCL，极盛时三家彩电产量占全国市场近一半。同年，在广州出差的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第一次喝到易拉罐装可口可乐后发现商机，创办了“东方魔水”健力宝。伴随新兴电子、信息技术工业逐渐兴起，广州工业技术逐渐由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形成以轻工业为主体，重工业有一定基础，技术先进的新型现代工业体系。这是一种粗犷混杂优雅，复古伴随科技的复合美感，如同远去的广州和明日的广州，身影重叠。
一座工业强市的崛起离不开汽车工业，广州也不例外。20 世纪 70 年代初，广州造出省内第一辆小轿车——广州牌轿车，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仅有的能制造轿车的城市。1985 年，广州卷入汽车合资热潮，与法国标致合作成立广州标致，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第三个合资项目，广州标致的 505 系列一度是中国家用轿车市场的热门。虽最后广州标致因车型单一、法国车“水土不服”等原因宣告破产，广州也因缺乏汽车产业人才和技术储备被业内唱衰，但广州人的造车梦从未停止。1998 年，广汽本田正式成立；次年，雅阁投放中国市场，广本一炮而红。到 2022 年，中国汽车产量为 2718 万辆，广州汽车产量达 310 万辆。也就是说，中国几乎每 7 辆汽车，就有 1 辆在广州生产。如今广州汽车产量已连续三年位居全国榜首，形成由 11 家整车企业、1200 家零部件和贸易企业构成的产业体系，聚集了广汽埃安、小鹏汽车等一大批新能源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数量堪称全国之最。广州的工业家底远不止汽车制造，依靠自主创新、数字驱动，广州实体经济发展迅猛，工业总体规模、综合实力、质量效益等指标领跑全国。如今，广州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中的 35 个。作为全国首批通过产业集群形式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城市，广州以“数”先行，迈向高端化，一批“高、精、尖”的新一代广货，一批新型行业龙头和品牌涌现。广州交通领域同样日新月异，广州港货物吞吐量 6.36 亿吨，跃升至全球第四。靠着国内首创“以路养路”融资模式，不仅为国内公路桥梁建设开辟新思路，还先后建成十余座跨江大桥，助力城市经济发展。追求时尚与闲适的广州在工业经济带动下，爆发出惊人消费能级。2017 年，天河路商圈成为中国第一个销售额破 1 万亿的商圈。
5.6 万平方公里的粤港澳大湾区汇聚 7800 万人口，成为中国经济巨量引擎。以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为四大中心城市，推动彼此产业、交通、城乡等各方面同频共振。大湾区内，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这种架构远超世界其他湾区，格外需要找到地理连接点。广州成为大湾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空间枢纽，在内外双循环背景下，被赋予更重要角色。凭借雄厚经济基础，广州建立广州站、南站、北站、东站四大高铁站，成为“大湾区 1 小时交通圈”重要节点；年客运量超 4 千万人次的白云机场将大湾区影响力辐射到全国及海外。
提到湾区一体化，广州的南沙不得不说。作为全球吞吐量排名前列的广州港，南沙港集装箱吞吐量占比超 70%。这里还是广州通往海外的重要邮轮码头，拥有国际班轮航线一百三十多条；不仅如此，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汽车进出口枢纽港、未来全国最大汽车物流枢纽岛也设在南沙。南沙作为广州唯一副中心区域，位于广州最南端，却占据大湾区地理中心，紧邻东莞、深圳、佛山、中山，距香港 38 海里、澳门 41 海里，方圆 100 公里内拥有湾区 11 座城市以及 5 大国际机场。曾经被誉为“中国最堵的大桥”——虎门大桥，从南沙跨过珠江通往东莞，日均 17 万车次，拥堵不堪。如此特殊位置，使南沙成为大湾区内重要地理支点。实际上，南沙距广州城区较远。从南沙到珠江新城，直线距离约 50 公里；前往深圳宝安机场，开车需 1 个多小时。好在南沙成为大湾区重要地理坐标，广州提前为其做好铺垫。2019 年，南沙大桥开通，成为南沙又一条过江通道，也为虎门大桥减负；2021 年，广州地铁 18 号线开通，时速 160 公里，使南沙到珠江新城仅需 30 分钟。即将竣工通车的深中通道，将南沙与深圳的通勤时间从 1 小时缩短到不足 30 分钟，城际连接更为便捷。深中通道、深茂铁路、城际地铁等，南沙这些密集的超级工程，让湾区城市之间“无缝衔接”，勾勒出未来湾区生活模样。南沙交通便捷带来大批科研与生活配套，吸引海内外人才，成为湾区新的梦想之城。这里房价不到广州市中心一半，还能享受广、深两大一线城市顶级资源，随时品尝周边城市美食。时代风口造就了南沙，也是广州打破传统城市边界，快速融入大湾区魄力的体现。无论北上广深经济排名如何变化，不可否认的是，广州是文化传统保存相对完整的城市，这十分重要。在充满变数的时代，根扎得越深，枝叶伸展得越远；岁月沉淀得越久，创新能量越大。这是广州应对新一轮循环的底气，或许也是变革时代最值得期待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