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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针对回购和对赌条款的由来及其滥用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引发了业内不少同行和创业者的热议，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通过广泛讨论，探索解决方案。
不少同行表达了两个主要顾虑：一是对 LP（有限合伙人）承担责任，没有回购条款似乎难以体现承诺；二是创业团队质量参差不齐，投资方在信息上处于劣势，同时又面对 LP 的压力，回购条款成为他们少有的保护工具，难以舍弃。
正当我思考如何回应时，一位网友分享了启明创投投资项目中的补充协议，其中包含了详尽的回购条款内容，恰好验证了我认可的合理做法，也让我更好地解答同行们的问题，缓解了他们的疑虑。
回购条款内容详解
这位网友指出：
1. 回购条款确实存在，补充协议中明确列出；
2. 触发回购的条件超过十项，包括：投资后不到六年内未完成合格上市；创始股东失去控股权；年度后 6 个月内未提交审计报告；创始人离职；创始人因故意或疏忽导致公司重大资产损失；违反竞业禁止或重大法律问题等；
3. 回购责任主体明确为公司优先承担，不足部分由创始人补足；
4. 回购利息设定为年化单利 10%。
合理界定回购期限与触发条件
我坚信投资协议中加入回购条款是合理且必要的，这既非追求投资收益的手段，而是一种保护机制；反对的是滥用此条款。就时间期限而言，通常设置为五年左右是合理的区间。我所见的基金多有 8 年以上存续期，若投资期为两年，再加五年的回购期限，总时间约为七年，接近基金生命周期。因此，五年的回购期既符合基金运作，也维护投资安全。
回购条款通常在企业上市或被收购时失效。在中国法律环境下，企业在交易所审核上市申请期间便应废除该条款。若“未合格上市”条件显得苛刻，也可以不强制执行，即投资人有权选择放弃，而大多数情况下会配合企业因申报上市需求而撤销回购权。行业自律尤为重要，建议回购期限不低于四年，同时不宜由监管硬性规定。
回购作为防范机制的重要性
针对一些创业者将投资款挪作他用，严重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况，回购协议提供了有力补偿。若创始团队存在违规行为，如用投资资金炒股或无视相关协议义务，这些都可立即触发回购权。这些风险与上市与否无关，投资人应尽职调查，及时行使回购权，维护权益。对于“重大违规”行为需在投资协议中明确定义，例如未召开董事会、擅自决策或违反知情权利等情况，都可能成为回购触发点。
另外，若核心技术负责人主动退出，也应具备相应回购机制。值得强调的是，这类因经营者违约而触发的回购并非对赌，而是投资者作为小股东的合法维权，甚至可能导致公司倒闭。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应享有优先追偿权，法院也应支持相关撤资请求。
回购主体和资金保障机制
中国公司法尚不允许企业使用自有资金回购股份作为库存股，因此回购责任主体通常由公司优先承担，若无法履行，则由创始人补足。若未来法律允许企业作为回购主体，可考虑免除创始人义务，建议监管层明确此点，保障有限责任边界的合理应用。
关于回购时企业是否具备足够资金开展经营，这在开曼法律体系中已有体现。我建议中国也借鉴此类机制，通过法规或司法判例给予指引。例如，可要求公司保留相当于一年经营所需资金的现金流。多数公司有年度预算，作为参考标准；若无预算，则用上一年度实际现金需求为基准。回购往往伴随着谈判，因此明确合理资金范围有助双方达成理性共识。监管机构可利用大量现存回购诉讼积累经验，发布指导意见以明晰政策边界。
回购条款的实际意义与未来展望
此类措施或能缓解优质企业面临的挑战。比如某家软件 SaaS 企业，虽然运营多年、资金充裕、收入高速增长，但上市遥遥无期，若投资者要求到期赎回，公司可保留足够现金保障运营，剩余资金用于回购。此举既满足投资人合理退出诉求，也为企业争取续航时间，避免估值断崖式下滑，推动市场自然筛选。然而，这只是延缓问题，真正解决优质软件企业的退出困境，还需二级市场的开放提供多元退出渠道。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道德高地上的批判者，商业行为必须符合自身逻辑。某些条款存在的合理背景亟需重新审视，避免被滥用形成“双输”局面。只有坦诚剖析，理性研讨，才能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无需指向具体机构或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