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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初，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 34% 关税，这一政策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从美国消费者抢购进口商品到全球股市波动，该举措迅速成为国际焦点。作为全球销量领先的电子产品，iPhone 自然成为各方关注的中心。
第一个问题是：iPhone 基础版在美国是否会突破 2 万元人民币？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新关税政策可能导致 iPhone 价格上涨，但达到 2 万元人民币的可能性极低。以 iPhone 16 基础版 799 美元的价格为例，即便加上消费税、州税和极端假设下的高额惩罚性关税，最终零售价也远未达到 2 万元人民币。此外，美国关税政策中存在“美国元件 20% 豁免”条款，即如果产品含有超过 20% 的美国本地材料或技术，可享受部分关税减免。例如，iPhone 16 Pro 的主要硬件成本约 568 美元，其中关键元件如 A18 Pro 芯片和 OLED 屏幕分别来自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拆解数据，iPhone 15 Pro Max 中约 33% 的元件源自美国，若 iPhone 16 Pro 类似，非美国部分需缴纳约 30% 的平均关税，最终硬件成本仅增加约 130 美元。
第二个问题涉及中国消费者的负担。尽管 iPhone 主要在中国大陆生产，但由于其依赖美国元件，这些元件进口到中国时仍需缴纳 34% 的关税。这意味着 iPhone 在中国市场的元件成本将显著上升，最终导致零售价上涨。然而，苹果可能会通过调整供应链策略缓解压力，例如优先采用国产零部件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同时维持美国市场中较高比例的美国供应商占比。这种调整虽能减少局部冲击，但跨国企业通常会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分摊成本来应对关税压力，从而间接推高全球市场价格。
第三个问题探讨苹果全球化供应链的命运。虽然此次加税给苹果供应链带来不小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苹果会放弃全球化布局。一方面，苹果的供应链已深入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种布局旨在分散风险并优化成本；另一方面，像台积电、三星这样的大型供应商难以被轻易替代。短期内，苹果可能会加强区域生产策略，例如利用墨西哥工厂靠近美国市场的优势，借助美墨加协议降低关税影响。但从长期来看，苹果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依然稳固，不会因短期政策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第四个问题聚焦软件服务领域。苹果的软件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 21%，但这类收入基于虚拟服务，不涉及实物进口，因此不受 34% 关税直接影响。不过，随着全球反避税力度加大，苹果等企业未来可能面临更高的合规成本。例如，欧洲已提出 15% 的全球最低企业税方案，以遏制跨国企业利用税收洼地避税的行为。虽然这对国内消费者影响有限，但如果明确软件商品属性，未来也可能引入关税保护机制。
第五个问题关于代购现象。由于 iPhone 原产国为中国，代购行为逃避的是增值税而非关税，因此中美对等关税对国内代购市场影响较小。同时，由于美国市场的关税负担更重，潜在的代购活动可能集中在加拿大等低税率国家，而非国内市场。
总结来看，中美关税博弈不仅考验 iPhone 的价格承受能力，也促使苹果重新审视其供应链布局。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应在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等领域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同时推动品牌国际化以分散市场风险。在全球化浪潮中，唯有提升自身竞争力，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